三、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地理学转向：对印度文明的解构
    与正统印度史学把印度建构为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和统一而封闭的文明区域不同，新印度史学则把印度建构为一个开放和多元的地理和历史空间。大卫·勒登在《南亚农业史》中诠释印度农业地域(agrarian territory)的流动性、渗透性和可塑性时，就重新界定了印度的地域特性。他说：
    尽管存在着传统的印度文明意象，影响农业南亚(agrarian South Asia)的机动范围(extent of mobility)却从未局限于次大陆。自史前至现代，纵横交错的车轨、网络、环路、地带和机动区域把亚欧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地区联结在一起。南亚所有农业地域由于它们在由陆海界定的机动地带内所处的(不同)位置而各具特色。(65)
    在勒登看来，印度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而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机动地带(zones of mobility)，其中一个机动地带从陆上把南亚界定在“内陆南部亚洲”(inland southern Asia)。这个地带包括了两大走廊：一个把东端的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和西端的伊朗和巴勒斯坦联结起来，另一个则呈南北走向，从中亚通往印度中部和印度半岛南部。这两个走廊交汇于两大战略区域：喀布尔、赫拉特和马什哈德，坐落在联结南亚、中亚和西亚的通道上；德里、阿杰米尔和博帕尔，位于把喀布尔、孟买、古吉拉特和德干、半岛南部联结起来的纵横交织的通道上。尽管喜马拉雅山和温迪亚山这样的山脉经常被看作机动的天然障碍，但不如说它们更方便了影响着农业史的诸要素的流动。穿越尼泊尔往返于恒河平原的旅行在重要性上一直逊于穿越克什米尔的路线，从阿萨姆进入中国的陆上跋涉也依旧罕见。但是，在西方和西北方，分布在兴都库什山、伊朗、中亚和中国的机动障碍却多是军事设施，如孔雀帝国为了抵御印度希腊人、突厥—阿富汗人为了抵御蒙古人以及英国人为了防范俄罗斯人而修建的要塞。在东面，茂密的热带丛林限制了跨越高山的旅行，但在西面，却是军事防线更加显著地影响了南部亚洲内陆走廊的运输成本。(66)
    另一个机动地带是由海洋界定的南亚。南亚的海上历史地理是沿海岸线，从东非和红海出发，经东南亚进入中国。每隔数世纪，技术变革就会降低海上运输成本，公元2千纪后半叶发生的这类变革最为剧烈。直到铁路出现以前，水上长途大宗运输一直更为廉价、安全和迅捷。自罗马时代起，水路就把南亚同地中海和华南地区联结在一起。在德里苏丹时代，海上路线连通欧亚大陆。到阿克巴时，海路又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把世界沿海地区都联结起来。海岸线事实上沿着三角洲的水道向北延伸进孟加拉，经达卡，然后向西顺恒河而上，远达巴特那。恒河也形成了一条可远抵阿格拉的干道，莫卧儿帝国的赋税就是沿这条水道运送的。沿着海岸，船舶顺风而行，几乎可以通达任何地方，水路形成了开放的互动地带。当然，一些内陆地区要比另一些内陆地区与海上路线联系得更好。从印度河口到孔坎海岸，从根尼亚古马里到吉大港，这里的内陆地区都与海洋联通。但另一方面，阿富汗、克什米尔和尼泊尔与印度洋隔绝，而奥里萨和喀拉拉沿海地区同内陆走廊相对隔离。(67)
    这样，通过对印度(南亚)所属的两大机动地带(我们或许可以将其概括为“陆上印度”和“海上印度”，前者的范围相当于“南部内陆亚洲”，后者的范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地区)的界定，勒登解构了正统印度史学中印度的一个基本地理特征：单一的自然区域。在这里，它裂变成两个不同的印度，即陆上印度和海上印度，它们分别属于两个范围远远超出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理空间(即勒登所谓的“机动地带”)，而农业“运动要素”(moving elements)的跨区域流通则分别把这两个不同的地理空间各自连为一体。(68)在这种开放的地理空间的视野下，印度也不再可能像正统印度史学中那样被界定为一个独立而封闭的文明地域，而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更大得多的跨区域地理空间的组成部分。在勒登看来，自古以来在南亚存在的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性地理空间，而不是《剑桥印度史》中那个地理范围局限在当时“印度帝国”边境内的印度文明。
    这些联系在一起的大范围机动地带而非任何固定不变的印度文明(Indic civilization)地域板块界定了一个持续塑造着南亚农业制度(agrarian institutions)的世界。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位于一个沿陆上和海上路线从地中海延伸到印度河的城市区域的东端。考古和语言学资料描述了孔雀帝国之前一千年间的一个从地中海延伸到恒河盆地东部的辽阔的定居和文化运动带，而灰白纹陶、磨光黑陶、石棺、水壶和石琢的分布也表明印度河—恒河平原和半岛南部地区存在着新物质文化区。文学、考古、游记和其他方面的资料勾画了孔雀帝国时期从伊朗到孟加拉、从乌浒河到讷尔默达河的机动网络和中心；而且在这个内陆地带，一条政治边界就划在印度河西面，把孔雀王朝的疆域同阿黑门尼德王朝和印度希腊人王朝的疆域分割开来。这条边界——在西北地区以塔克西拉和犍陀罗(波你尼就出生在这里)为中枢——成为亚欧大陆南缘东西部分的分界线，但跨越这条边界的机动使它在政治上变得十分重要，波你尼的《八章书》(Astadhyayi)表明孔雀帝国时期穿过亚欧大陆南缘的内陆路线的商业联系有了增长。自孔雀帝国时代以来，跨越这条政治界线的机动一直在不间断地塑造着两边的农业历史。(69)
    不仅如此，勒登还认为，公元一千纪初以来南亚农业国家(agrarian state)和农业地域的发展，并未造成上述地理空间网络的断裂和瓦解。这种发展倾向于建立农业边界和封闭的农业区域(agrarian region)。他说：“在一千纪后半叶，许多王朝利用笈多王朝创造的权力技术在农业低地地区建立了边界。不过，横跨亚欧大陆的内陆机动走廊在孔雀王朝和贵霜帝国时期，在笈多和匈奴时代，依旧清晰可见，它们在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再次出现在反映了伽色尼王朝、印度教沙希王朝、昌德拉王朝、晚期卡拉库里王朝、帕拉马拉王朝和古尔王朝相互冲突的野心的证据中。控制内陆通道的地区间政治竞争使得喀布尔和德里成为战略要地。自此以后，军事竞争就在这些地方周围开展起来。”(70)
    事实上，在勒登看来，在“中世纪晚期”(公元10-15世纪)，印度农业地域和国家的发展还是通过和利用这种横跨整个亚欧大陆的地理空间网络实现的，是这种世界性地理空间整体演进的产物，而不是正统印度史学想象的那个封闭的印度文明自身发展的结果。“在公元1300年以前的数世纪里，农业地域从西欧到中国的整个欧亚大陆上都在扩张。贸易网络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印度洋航路把从英格兰到上海的各个地域都联结起来。那些遍布南亚的强大、紧密和广袤的区域国家创造和利用了在内陆走廊和印度洋上流动的资产……亚洲南部所有竞争的国家都在1100年以后的机动扩展中扩大了规模，增强了力量。旧的农业地域在中世纪晚期统治者施加的新军事和组织权力的压迫下继续成长。古尔王朝(12世纪)、马穆鲁克王朝(13世纪)、卡尔吉和图格鲁克王朝(14世纪)纵横驰骋于一个广大的政治区域。这个区域是由从前的古尔加拉一普拉提哈拉王朝创建的，向南伸展，越过马尔瓦，进入半岛地区；1300年以后，沿着内陆走廊的南北机动对所有讷尔默达河以南的国家都变得更加重要。朱罗王朝和遮娄其王朝划定的旧区域边界在15世纪由更加强大的维查耶纳伽尔、比加普尔和巴赫玛尼诸国再次划定。当拉贾斯坦、孟加拉、旁遮普、马尔瓦、奥里萨和恒河平原并入中世纪晚期国家的时候，农业扩张地域(territories of agricultural expansion)继续在这些地区发展。巴布尔生活在这种国家权力的世界中。建立莫卧儿帝国的各种力量在整个亚欧大陆南部地带纵横驰骋。”(71)简言之，中世纪晚期以来直至莫卧儿帝国时代的印度“国家”都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大大超出了南亚的地理空间内发展的。因而，这些国家的历史至多只能部分地看成是正统印度史学所谓的印度文明的历史。
    实际上，勒登认为，到现代早期(莫卧儿时代)，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欧亚南部地带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他说：“南部亚洲的内陆地带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莫卧儿帝国、萨法维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史无前例地统一起来，极大加强了东西交流。莫卧儿、奥斯曼和萨法维帝国的财富依赖于通过陆地和海洋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的贸易网络。布尔萨的记录表明其16世纪来自东方的进口物品大多来自印度，其中包括香料，但更重要的是纺织品。横穿亚欧大陆南部地带，制成品和香料的净流动是自东而西，而贵金属的净流动方向相反，从而形成了一种交互运动，把伦敦、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开罗、大马士革、巴格达、伊斯法罕、木尔坦、达卡、苏拉特、海德拉巴和马杜赖以及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上的各港口联结起来。”(72)是这个更大的世界而不是正统印度史学所谓的印度文明地域构成了真正的印度“历史空间”(historical space)(73)。由此，勒登对印度的历史地理得出了如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