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郑樵史学的接受和解读，到了高擎科学、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之时，所谓“科学”得到进一步的强调。此时的顾颉刚之所以大力表彰郑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认为郑樵史学具有“科学”，即“郑樵的学问、著作，综括一句，是富于科学的精神”。那么郑樵富于怎样的“科学”精神？顾颉刚是这样说的：
    郑樵的学问、著作，综括一句，是富于科学的精神。他最恨的是“空言著书”，所以他自己做学问一切要实验，他为了考古，就到四方游历。他为了做动植物之学，就“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他要晓得一切事物的实状，所以把民族分成三十二类，书籍分成四百二十二类，字书里把所有文字都分配到七音。他一方面做分析，一方面就去“综合”起来：他所做的是每一类里必有一部书是笼罩全体的，结末做的《通志》就是他一生学问的综合。他觉得学问是必须“会通”的，所有各家各派的不能相通的疆界，都应该打破(43)。
    从上述顾颉刚所云，郑樵“科学”精神最基本的体现，就是注重实验。除了上述所引《郑樵著述考》外，顾颉刚在其《郑樵传》中也指出，“从前学者”，“总是说的道德和政治”，“总是章句的训解”就是“不肯在实物留心”，“所以科学不发达”，而“郑樵是最恨这一类的空话”。他“在谨守典型又欠缺征实观念的中国学界，真是特殊异样的人物”，其“才气岂是书本上的学问限制得他的”，“因为他有了这一副实验的精神，所以他最恨的是‘空言著书’”(44)；“他要打破职业上文人与工人的阻隔，以为凡是做一种学问，都要亲自去认识，不能专靠在书本上。”(45)惟因如此认识，郑樵无论是在研究昆虫草木情性的治学内容上，还是在与田夫野老相往来重视实地考察方面，在顾颉刚的解读中，都成了郑樵“科学”精神的体现。
    注重实验外，上述引文还可以看出，综合分析性的“会通”，也是顾颉刚解读出的郑樵的“科学”精神。“会通”本是郑樵治学所强调的重要观念和研究方法，而顾颉刚则通过“科学”透镜，从中看到了符合西方“科学”精神的“分析”与“综合”。这个解读，在顾颉刚的《郑樵传》是这样说：“中国的社会和学术界看各种行业，各种学问，甚至于各种书籍，差不多都是独立的，可以各不相谋，所以不能互相辅助以求进步。这种界限，郑樵是极端反对的。”如是，郑樵对书籍的“部伍之法”“核实之法”等，这些注意分类与综合的“会通”思想，在顾颉刚看来，也就无一不成为郑樵“极明的科学观念”(46)。
    当然，作为揭起疑古大旗的顾颉刚，所最激赏的郑樵的“科学”精神，还是郑樵大胆怀疑的疑古思想。顾颉刚疑古思想的提出，本来就受到郑樵疑古思想的启发，因而顾颉刚解读的郑樵，也就有了这样的“科学”形象：“他的心思里，只有通盘筹算的学问，只有归纳事实而成的学问，但没有‘天经地义’‘专己守残’的经书和注疏。他只看得书籍是学问由以表现的东西，而不是学问由已出发的东西。所以凭你是古书，他表现的不对，就得做‘正误的功夫；他表现的不尽量，也得做‘补阙’的功夫。”“绝没有古书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在现在稍有科学思想的人看来，固然平平无奇，但在从前的学界，实在是卓绝的见解”。甚至“全部的中国史里没有像他的真确，做得勇敢的人”(47)。
    总之，在顾颉刚的眼中，郑樵“为学的宗旨，一不愿做哲学，二不愿做文学，他实在想建设科学”，是一个远高于古代其他史家的、富有“科学”精神的史学家(48)。此后，以顾颉刚的学术影响，后来人大多沿袭了这些对于郑樵的解读，而郑樵也以一富有“科学”精神的史家为人所接受。例如那位在《南开周刊》发表《郑樵的治学方法》的陈久志，便是按照顾颉刚的分析，将郑樵“治学的方法”，总结为(1)怀疑的态度；(2)实验的功夫；(3)系统的整理等“三步功夫”(49)。可见所谓“科学”，始终是20世纪学人接受郑樵的要素。
    从20世纪初新史学对郑樵接受史的历史分析，可以得出与现在一般想象不太一样的认识。按照近代一般史学史叙述的事实，是随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展开，中国史学随即全面转向被视为科学\现代的西方史学且与传统史学决裂。然而揆之郑樵的接受史，事实上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是沿着两条途径展开：一条是直接引进西方“科学史学”观念付诸于学术实践；一条是按照西方“科学史学”观念，对中国传统资源进行新的再解读，而郑樵便是最早被以近代化观念解读的传统史家之一。
    收稿日期 2016-08-20
    注释：
    ①顾颉刚：《郑樵传》，北京《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第309页。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
    ③邓实：《史学通论》，上海《政艺通报》第13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初一日。
    ④邓实：《史学通论》，上海《政艺通报》第12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十五日。
    ⑤《政艺通报》创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系中国最早宣传国粹的综合性刊物，邓实、马叙伦先后任主编并刊发大量文章，故邓、马二氏可称“同道”。
    ⑥⑧马叙伦：《中国无史辨》，上海《新世界学报》第5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初一，第39、40页。
    ⑦马叙伦：《中国无史辨》，上海《新世界学报》第5期，第40页。按早在此文之前，马氏即在《新世界学报》第1期《史界总论》之文中推崇郑樵，称：“史氏之命根也，独其‘四德’而为百世所宗仰者，其惟《春秋》，继之者抑司马子长之《史记》、郑氏夹漈之《通志》乎？”详见该刊第37页。
    ⑨以上所引，皆转引自姚奠中、董国炎著：《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2～73页。
    ⑩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十四日，第69页。
    (11)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其中部分书稿连载于《改造》杂志第4卷第3、4号。1922年，该讲稿以《历史研究法》之名，副题“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1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6～27页。
    (14)如《补编》云：“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幾；二、郑樵；三、章学诚……此三个人要把史学成为科学，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见解。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见《中国历史研究法》“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附录《补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原为梁启超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在清华学校的授课内容，由周传儒、姚名达笔记，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
    (1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6～47页。
    (16)顾颉刚：《郑樵传》，北京《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4月)，第309页。
    (17)陈久志：《郑樵的治学方法》，天津《南开周刊》第65期(1923年5月18日)，第10页。按，引文中“加了能一身”的“能”，疑为“他”字。
    (18)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刘寅生、房新亮编：《何炳松文集》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1页。
    (19)卢绍禹：《史学概要》，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57页。
    (20)构建接受理论的德国美学家姚斯指出：“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在于一种事后建立的‘文学事实’的编组，而在于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先在经验……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参见[德]姚斯等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姚斯此论虽就文学史而言，但质而言之，历史文本的接受与解读，同样具有历史性。
    (2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7页。
    (22)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第71页。
    (23)约瑟夫·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65页。
    (24)(25)马叙伦：《史界总论》，上海《新世界学报》第1期，第33、37页。
    (26)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第5期，第39页。
    (27)马叙伦：《中国无史辨(续)》，《新世界学报》第9期，第81～82页。
    (28)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史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
    (29)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
    (30)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第69～70页。
    (31)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第309页。
    (32)(33)约瑟夫·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90、61页。
    (34)如1902年第17期《政艺通报》发表的署名“樵隐”的《论中国亟宜编辑民史以开民智》；1902年第19号《新民丛报》转载的《私史》一文；1903年第1期《湖北学生界》发表的刘成禺的《史学广义内篇》等，皆沿袭梁启超《新史学》的观点。
    (35)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第5期，第40～41页。
    (36)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第5期，第82页。
    (37)(39)(40)(41)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第69～70、69～70、73～74、74～75页。
    (38)关于西方语境下的universal history与中国语境下的“通史”的区别，可参见刘家和《关于通史》，收录氏著《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103页。
    (42)详见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第74～90页。
    (43)顾颉刚：《郑樵著述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第96页。
    (44)(45)(46)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第314、318、319页。
    (47)(48)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第317、318页。
    (49)陈久志：《郑樵的治学方法》，《南开周刊》第66期(1923年6月1日)，第4页。
    （本文原载于《史学月刊》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