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是西方近代史学重要的奠基者之一。他以对史料的透彻批判和“如实直书”的著名声明，开创了西方近代“批判史学”之先河；他通过辛勤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完成了数量惊人的历史著作，培养出同样数量惊人的专业史学家。自19世纪中叶起，由兰克及其弟子所组成的“兰克学派”独占西方史坛鳌头近一个世纪之久，其影响遍及全世界。
    兰克著作翻译热兴起
    中国学术界自20世纪初就开始接触和引入兰克史学。1900年，王国维在为日本学者箕作元八、峰山米造合著《西洋史纲》作序时，明确提到“德人兰克”的名字和著作。尔后，在清末出版的各种西洋史、万国史教科书中，兰克和兰克史学的出现屡见不鲜，只是相关介绍大都源自日本文献。至民国时期，随着大批欧美留学生回国，西方史学界中的“兰克形象”陆续传入中国。特别是曾在英、德留学7年的傅斯年积极引入兰克“史学旨趣”，明确提出“史学便是史料”，俨然成为兰克学派在中国的分支，有“中国的兰克”之美誉。
    兰克对近代历史学的影响巨大，而其史学思想更需要从著作中得到了解。但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只1962年出版过施子愉译《朗克〈教皇史〉选》这一薄薄的小册子，内容仅涉兰克著三卷本《教皇史》论述教皇塞克特斯五世一章。在文学界，歌德作品大多被译成中文出版；在哲学界，《康德全集》中译本已经出齐，《黑格尔全集》翻译工作也正在进行。相形之下，兰克著作的译介状况令人汗颜。
    值得宽慰的是，这一落后局面正在迅速改观。自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杨培英译《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以来，短短几年间已有易兰译《世界历史的秘密》、付欣等人译《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王顺君译《德国史稿：1555—1618》等多部兰克著作中译本问世。据悉，兰克著《教皇史》全译本也即将出版。一场“兰克著作翻译热”正在中华大地掀起。可以预见，随着兰克著作中译本的涌现，兰克史学和主要建基于这一史学之上的西方近代史学将在中国学界得到更全面精确的认知和理解。
    首开史学批评之风气
    《近代史家批判》（孙立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原为兰克著《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一书附录，后因影响巨大，由G.莱默尔（G.Reimer）出版社单独出版发行，成为兰克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正是借助这一著作，兰克史学的最主要特征彰显于世，西方史学逐渐走上科学化、专门化和职业化之路。
    在该书出版之前，西方人普遍把历史编纂看作文学创作的一个分支，历史编纂者也多为社会各界的业余爱好者，其写作目的不是为了褒善贬恶、激励后世，就是为了附庸风雅、博得美名。而在具体写作方面，虽然均标榜“求真”，实际上只有少部分人有能力接近历史真相；多数人习惯于依据权威作者提供的史料，随心所愿地炮制史书，更鲜有人将学术批评当作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的必要环节。
    兰克一改故辙，本着求真务实原则，凭借自身拥有的丰富语言学、文学、神学、历史学知识，运用排比、联想、推断等手法，对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和法兰西诸国60余位历史编纂者、百余部史书进行认真鉴定，对其优劣得失作出全面分析，不仅在西方史学界首开史学批评之风气，还提出一整套辨别史料真伪的方法，并为客观科学的历史编纂制定了若干准则。例如，在讨论声名显赫的意大利政治家、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著《意大利史》时，兰克提出该书不能匹配人们赋予它的荣誉。认为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并且是一种谬误百出的加工，不仅大段抄录他人著作，而且经常错误地利用甚至歪曲原始资料，如虚构演讲辞、篡改条约内容、大言不惭地讲述“奇迹”。就连对圭恰尔迪尼本人活动的记述也值得怀疑。不过，兰克也对圭恰尔迪尼的睿智以及开阔视野和远大理想深表敬佩，肯定他超越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利己主义，在著作中对佛罗伦萨和非佛罗伦萨的事件均进行详细论述的做法。圭恰尔迪尼渴望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机构完备、设施健全的共和国，使意大利摆脱所有“野蛮人”的统治，消灭现实世界的教士专制，他的思想颇具现代精神，只是其若干叙述未能如实反映客观事实，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圭恰尔迪尼关心更多的是原因和推论，而不是事实本身，他是一个控告者而不是见证人。
    兰克史学批评体现出高度的学术见识，逐渐成为一种历史研究规范。诚如译者所说：“时至今日，要想成为合格的历史学家，大都必须接受严格的专业培训，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熟悉前人研究成果，具备史料考证技能。而在写作某一历史著作时，也必须首先进行全面系统的学术梳理，提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充分积累经过核查的可靠资料。历史研究由此成为主要由专业人士参与的活动领域。历史著作也由此获得了高度的权威性和神圣性，足以抵御业余爱好者的拼凑作品或普及读物的侵犯。”
    专业学者翻译专业著作
    《近代史家批判》1824年初版，1874年首次单独发行，1884年又出了一版，其后再无新版本发行。三个版本均采用19世纪德文花体字印刷而成。凡学过德语的人都知道，19世纪的德文花体字如同天书，难以识读；19世纪早期的德语也与现代德语有很大差别。要读懂《近代史家批判》更非易事，因为古典语言学出身的兰克写作洋洋洒洒、典故众多，况且《近代史家批判》主要是对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史家和史著所做的评析，这些著作有的用拉丁文写作，有的用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和法文写作，内容涉及近代早期各国的政治外交、宫廷生活和风俗民情。兰克在评析过程中经常直接征引原文，甚至在不同语言文本之间进行比对，其书中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以及拉丁文和古希腊文错综交织，各国各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千头万绪。凡此种种，极大增加了翻译难度。
    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经，又恐意义有漏……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信、达、雅后来被中国学界确认为翻译人员应当遵守，而其译文也可据以评价的三大原则和标准。
    该书译者长期从事德国近现代史和中德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也曾留学德国多年，在奥格斯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对德国历史文化有切身感受，对德国史学广泛涉猎；早在1990年代就撰文对兰克史学的批判性特征进行评述。他选择由邓克尔和洪布洛特出版社（Verlag von Duncker und Humblot）出版的第三版为翻译底本，参阅前两个版本进行翻译，努力做到信、达、雅。
    在该书第53页，我们读到：“品达说：‘我的箭袋里还有另外一些箭。’但是人们可能愿意相信，所有我仅仅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而说的话，并且是极不情愿说的话，只是陈述，绝非谴责。”这一段话虽然充满批评意味，但语气委婉，态度真诚。盖因兰克在写作本书时，尚是一个刚刚出庐的后辈学者。他虽然批评圭恰尔迪尼在编纂历史著作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并未低估这位前辈的贡献和智慧，相反，他对圭恰尔迪尼十分敬重，对圭恰尔迪尼在分析事件起因、推论事件发展过程所具有的独特原创性也多有肯定。因此，当兰克提出批评意见时，他的立场态度虽然十分鲜明，但语气不会太过强硬。译者是在充分理解兰克态度的基础之上进行翻译的，用语犀利但不失委婉，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兰克的写作风格。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