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中国史 > 中国近代史 >

邱捷:清代丝绸出口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下限

http://www.newdu.com 2018-01-24 《南方都市报》2018年01月 newdu 参加讨论

    很多论著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繁荣于唐宋,到明清则既繁盛而又发生了重大转变,鸦片战争后,“海上丝绸之路”就不复存在了。主张把鸦片战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时间下限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在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条件下,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各民族和平、平等、互利的景象已不复存在。
    以往,我国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讨比较集中于古代史研究领域,在近现代史领域,基本没有人从“海上丝绸之路”这个视角去研究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外关系,因此,把鸦片战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下限,没有引起什么讨论、商榷。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就字面而言,是指以丝绸进出口为代表的中外海上贸易路线;广义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指中国同各个国家、民族之间通过海路进行的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等方面的交往。把“丝绸”作为关键词,反映了东、西各民族被高山大海阻隔的时代,彼此之间以自己独特的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互通有无,建立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海上丝绸之路”并非专指丝绸贸易,甚至可说主要不是指丝绸贸易,但也不能认为与丝绸贸易完全无关。如果考究一下丝绸贸易,那么就会发现,把鸦片战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下限,是有问题的。
    一
    在漫长的古代,中国在大多数时间是唯一可以输出大量丝绸的国家。但目前所见的从秦汉到清初的史籍,说到外贸时通常只有记叙性、描述性的文字,没有哪种论著写了清朝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丝绸出口的具体数量。人们都熟悉屈大均的名句“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但对明末清初广东的丝绸如何生产、销售、出口,古籍并没有具体而详细的记载,即使在梁廷枏的《粤海关志》,我们也查不到丝绸出口的数量。因为缺乏古代海路丝绸出口的统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究者写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时只能说有丝绸通过海路出口,但数量有多少,就谁都说不清了。
    到了清朝中叶以后,先有东印度公司的文献资料,后有近代海关的统计,于是,学者才有可能对清代丝绸的出口作较为系统的量化研究。
    根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1780~1833年从广州出口到欧美的蚕丝共164252担,平均每年3041 .7担。1817年后的统计开始计算货值。1817~1933年17年间,广州蚕丝出口货值每年平均约175万元,丝织品约191万元,共三百六七十万元,最高的1825年,蚕丝加丝织品货值共5139205元。
    19世纪60年代以后,受外国人控制的海关每年都编制各个口岸的贸易报告,1891年开始,每十年还编制一份“十年报告”。在上述两种报告中,都有很多篇幅论述、分析丝绸出口的情况。据海关的统计,仅广东一省,清末最后十余年平均每年出口的桑蚕丝有37000余担,价值2000多万海关两(1海关两约等于1.47元),个别年份达到2800万海关两。此外,还有其他蚕丝(“水结”即乱丝头、柞蚕丝等)与丝织品,民国初年政府一份文件称广东蚕丝产品每年出口货值达到数千万元,差不多与每年广东的财政收入相当。1891-1911年,仅桑蚕丝一项,多数年份全国出口的数量都是八九万担,个别年份达到11万担;每年出口桑蚕丝的价值都在5000万海关两上下,个别年份达到六七千万海关两;再加上其他蚕丝产品,数额更加巨大。每年出口的丝绸无论数量还是价值都是鸦片战争前的一二十倍,不过,鸦片战争前丝绸是用帆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欧美,到了清末,运载丝绸越洋的已经是轮船了。
    二
    晚清丝绸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空前的。以广东为例,19世纪70年代,为适应生丝出口,广东出现引进外国机器、外国技术的新式缫丝厂,到清末,机器缫丝厂遍布顺德、南海,使广东成为全国“使用机器工厂”数量最多的省份。丝绸出口还带动了全省的商业、手工业、金融业、服务行业,时人认为丝业是“广东商业之命脉”。丝业商人积极参与筹建商人团体、开展社会救济,还投身爱国运动,是广州商界中很有实力的一个群体。在晚清,广东之所以成为早期现代化先行一步的省份,与丝绸出口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其他产丝的省份如浙江、江苏,丝业对本省经济的影响也很显著。如果我们把视野扩阔,那么,不难发现,晚清中外各方面的交流、冲突、融汇,更是远远超过鸦片战争前,其中的经济、文化交往,同鸦片战争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一定继承接续关系,并非没有相同、相近之处,不宜简单地以“外国经济、文化侵略”来概括。
    “海上丝绸之路”应该与丝绸有关,如果我们认为不清楚丝绸出口有多少的年代有“海上丝绸之路”(18世纪以前);每年出口蚕丝几千担、丝绸价值几百万元的清代中期也存在“海上丝绸之路”,不过已经衰落了;但到了每年通过海路出口蚕丝十万担、丝绸产品价值数千万元甚至更多、丝绸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很大影响时,海上丝绸之路却消失了;这在逻辑上有点讲不通。
    诚然,晚清广东大量丝绸输往世界时,西方国家(后来还有日本)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侵略,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深化。仅就外贸而言,列强倚仗不平等条约,外贸成为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途径。在明清以前的古代,运往外国的绝大部分是丝织品(其时多数外国不掌握丝织技术);鸦片战争前则蚕丝、丝织品数量、货值接近;到了晚清,“丝”的出口就远多于“绸”了。运往欧美的丝绸,已完全成为一种外贸商品,不再是同其他国家、民族分享中华文明的象征物。中华文化对其他国家、民族的影响和促进,与古代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
    回头再看看鸦片战争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明中叶以后,中国失去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导地位,中国在航海、科技、军事、文化等很多方面越来越落后于欧洲。鸦片战争前百多年间中外经济、文化往来,是在主要西方国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并强迫“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背景下进行的。西方国家的商人不尊重甚至蔑视中国法律的事件经常发生,英国的军舰游弋中国沿海,甚至闯入内河开炮、伤人。19世纪初年英法战争期间,英国军舰在中国海面搜查、扣押其他欧美国家的商船,英军甚至登陆澳门。尤其是鸦片的大量输入,更是这个时期的中西贸易乃至中西关系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无论按照何种统计数字,同期西方国家输入中国鸦片的货值都远远超过中国的丝绸出口的货值。从世界大格局、大变迁的视角看,鸦片战争前后两个时段的中外交往有延续关系,前一时期中外经济、文化关系也并非都是和平、平等、互利、祥和的。如果以同样的尺度重新检视鸦片战争前后两个时期,不能简单地评价为一正一反,也不能认为可以割断。
    鸦片战争前,清廷对中外贸易、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都实行严格管理、限制的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只开放广州一口通商。所以,广东、广州留下了比较多的中外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亮点,对此,今天广东、广州的学者自然应该好好研究、总结。但我们在改变昔日“全盘否定”的偏颇时,也要警惕把这个时期过于理想化的倾向。例如,目前某些著作,把鸦片战争前“海上丝绸之路”的代表人物十三行商人,写成不计名利、爱国爱民的贤人,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放眼世界的改革开放先驱,可说是这种倾向的反映。有学者提出,对十三行应该深入研究,但不必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都归结于与十三行相关的思维视野内(参见陈泽泓:《潘仕成身份再辨——〈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辨〉商榷》,《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笔者非常赞同这个意见。
    “海上丝绸之路”本来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要确立一个谨严而被公认的概念不容易,划出时间、空间的确切界限同样困难。笔者认为,部分学者把鸦片战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结点自有其理由,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研究设定范围,只是没有必要当成一个大家都必须遵守的界限而已;如果有学者把鸦片战争后的中外经济、文化交往也纳入“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研究,应该也是可以的。
    四
    “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最早是外国学者提出的,主要指古代中外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经济文化交往通道。但外国学者研究这个问题并没有坚持以鸦片战争作为时间界限。不强调这个界限,会更有利于这个问题的国际学术交流。
    中国学者也开始有人打破鸦片战争这个时间下限。例如,20 16年10月,“粤海关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在广州沙面举行,提交会议的论文不少是研究鸦片战争后的,而且,主办会议的机构之一广州海关以及会议的地点——沙面,也体现了鸦片战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界限已被打破。当前,广州市文化部门在确定、保护、开发“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与文化史迹”时,已把若干鸦片战争后的文物史迹如广州长洲岛的外国人公墓、圣心大教堂、虎门炮台、粤海关大楼、沙面建筑群等列入。不拘泥于鸦片战争这个“时间界限”,把这些近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文物与史迹归入“海上丝绸之路”范畴,无论从学术还是现实来看都是恰当和必要的。
    所有列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与文化史迹”的近代文物,仔细推敲起来,大多数既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晶,又与西方国家对华侵略有关。例如广州圣心大教堂,是国内现存最宏伟的双尖塔哥特式建筑之一,是亚洲甚至世界都有名气的天主教教堂。中国石匠蔡孝为建筑圣心大教堂起了重要作用,更是近代中外文化、宗教、科技交流的一段佳话。相信不会有人反对把圣心大教堂列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与文化史迹”。然而,众所周知,其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在西方政治、军事侵略的背景下进行的。圣心大教堂所在地,原先是两广总督衙门旧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入广州,焚毁了督署,后来法国强行要求清廷把此地划给法国建造教堂。所以,今人在游览这个“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与文化史迹”时,也未必会忽略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
    对中国而言,清代可说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转折时期,既有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令人瞩目的篇章,也有外国侵略带来的苦难和屈辱的记忆;对整个清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全面的研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可以对今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更多的历史经验和借鉴。
    ◎邱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士绅与商人》等。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历史人物
历史学
历史故事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世界史
中国近代史
考古学
中国现代史
神话故事
民族学
世界历史
军史
佛教故事
文史百科
野史秘闻
历史解密
民间说史
历史名人
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