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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锡伯族自古便有说书讲古的传统，由辽沈地区锡伯族老人何钧佑家族传承数代保存至今，讲述锡伯族先民鲜卑人的部落生活及英雄业绩的多部长篇口头叙事，堪称我国北方民族口承文学中的珍品，是锡伯族的活态史诗。当代关于锡伯族文化的这一重要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学术价值。 关键词：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活态史诗 作者简介：江帆（1952-），女，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北区域民族与文化、生态人类学与民俗学、民间文学及传承人研究；陈维彪，男，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馆长。 2009年，对生活在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东甸子村的锡伯族老人何钧佑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由其家族口头传承数代，讲述锡伯族先民鲜卑人的部落生活以及英雄业绩的五部长篇故事，经有关专业人员历时两年的采录、整理，终于结集为洋洋洒洒60万字的两部书正式出版了！同年，“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成功入选“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还有，这位85岁的锡伯族老人不会想到，这些由他的家族口传下来的锡伯族的“土故事”呈送到我国一些研究民族民间叙事的专家、学者手中时，在他们中引起了很大的惊喜。他们都对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与学术价值的锡伯族文化发现予以充分肯定，对这些堪称“锡伯族活态史诗”的古老叙事予以很高的评价。 何钧佑是锡伯族，1924年生人，祖籍吉林省扶余县，祖上迁移到盛京城北倒树子村（今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现定居在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街道东甸子村。何钧佑出生在一个锡伯族的官宦家庭，祖父曾是盛京得胜营的骁骑校，父亲是盛京得胜营的统领，家族中的长辈都喜欢听书讲故事。事实上，锡伯族自古便有说书讲古的传统，在使用鲜卑语的早期社会，锡伯族人把讲述（或讲唱）部落英雄或部落历史的长篇叙事统称为“郭尔敏朱伯”，“郭尔敏”系“长长的”之意，“朱伯”指故事。何钧佑从小喜欢听故事，在孩提时代便经常听家族长辈讲述锡伯族祖先的英雄故事，这些故事具有浓郁的锡伯族文化特色。据调查，由何钧佑高祖父以锡伯文字记述的反映锡伯族先民鲜卑人部落时代生活的《喜利妈妈传奇》、《慈势得本救母》、《勃合大神传奇》、《马神海尔堪传奇》等故事，在何钧佑家族中已经传承了数代，连同何钧佑伯父传承下来的讲述锡伯族民间医圣、大萨满黄柯的传奇故事的《黄柯与神袋子》等，每部作品都长达十几万字，堪称我国北方民族口承文学中的珍品。 何钧佑讲述的这些故事在新疆查布查尔地区锡伯族民间几乎都有流传。例如，喜利妈妈是锡伯族崇信的具有多种神职功能的保护神，海尔堪是锡伯族崇信的马神，何钧佑讲述的《喜利妈妈西征传奇》以及《马神海尔堪传奇》这两部带有英雄史诗性质的长篇故事，在我国新疆查布查尔与辽沈地区的锡伯族聚居地都曾广泛流传。以《马神海尔堪传奇》为例，故事生动细腻地描述了在鲜卑初民社会，马神海尔堪的祖父答鲁红如何率领家人发明弓箭，对马进行认识，圈马、养马、驯马、医治马病、发明套马杆及鞍鞯等马具，其家族最终成为鲜卑人中赫赫有名的养马世家，为鲜卑民族的发展与壮大做出突出贡献的“答鲁红”之名便系锡伯语，意为“长长的杆子或套马杆”之意。何钧佑讲述的上述故事中的许多人名、地名和故事情节，都与新疆查布查尔地区锡伯族流传的此类故事中的人名、地名和故事情节大体相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新疆锡伯族民间流传的这些故事，其完整与清晰程度已经远不如何钧佑家族保存下来的这些故事文本了。当新疆查布查尔地区一些锡伯族民众获悉“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已被列入“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时，都为自己的民族拥有这一宝贵的文化遗存感到由衷的自豪。 何钧佑天资聪颖，他生于锡伯族官宦世家，秉承了家族的叙事传统与讲述才能，从小就博闻强记，喜爱听故事、讲故事，尤其爱听那些鲜卑英雄祖先的传奇故事。据何钧佑回忆，孩提时代，祖父很疼爱他这个孙子，白天在盛京衙门当差，晚上茶余饭后，常常把何钧佑抱在膝上，给他讲鲜卑祖先的故事，仅一部《喜利妈妈西征传奇》，祖父就断断续续讲了一年之久。在祖父讲故事的时代，锡伯族已经开始使用汉语，祖父讲起鲜卑祖先的故事时是两种语言并用，且讲唱结合。讲的部分混杂着使用汉语与锡伯语，交代故事情节进展；唱的部分仍然沿袭使用鲜卑语，用以抒发感情。令何钧佑遗憾的是，自己年幼时往往痴迷故事情节的进展，对祖父讲述中唱的内容既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常常催促祖父尽快往下讲，以致这些作品中用锡伯语演唱的内容都没有承继下来。而这些古老的“郭尔敏朱伯”传承到何钧佑父亲这一代时，便已基本上全部使用汉语讲述了，且不再有演唱的形式，但故事中仍保存有大量的锡伯族词语，何钧佑基本上因袭了父亲的讲述风格，因而这些散发着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与渔猎生计特色的锡伯族词语得以保存下来。 何钧佑讲故事的活动已长达七十余年，在他家乡一带颇有名气，人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学问且会讲故事的人。近年来，他虽已八十余岁高龄，但讲起故事来仍思路清晰，风趣幽默。年届八十之后，老人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十分担心这些家族世代传承下来的锡伯族“口述史”被遗忘和失传，于是，他在讲述这些故事的同时，开始动笔记录这些作品。2008年春天，笔者在从事辽宁省及沈阳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偶然获悉了这一重要文化线索，感到事关重大，随即会同当地文化部门工作人员登门拜访了何钧佑老人。在简陋的居室内，当何钧佑老人倾囊捧上多年来记述的一叠叠厚厚的锡伯族传奇故事文稿时，我们粗略统计一下，竟多达五六十万字！谁能想象，这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以其年迈之躯蜷缩在家中的小土炕上一字一句写就的！此情此景令一干拜访者动容。 鉴于此项目价值重大且处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属的“濒危”状态，从2008年春天开始起，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部门即着手对这一民族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在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的培训与指导下，于洪区先后组织起两支由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硕士生，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相关专业博士为成员的专业采录队伍，开始了全面而科学的采录工作。在接近两年的采录工作中，采录组无论冬夏，都坚持住在何钧佑老人所居的村里，运用现代化技术设备，采取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方式，记录了何钧佑家传的几部长篇叙事。在采录过程中，坚持对老人的讲述不作增删、编改，整理文稿时也只是在文法、句式、史实方面作适当的梳理和调整，基本保持了锡伯族“郭尔敏朱伯”叙事的原创性、科学性、真实性，保持了讲述者的讲述风格、特点，使整理出的几部锡伯族长篇叙事较好地保留了锡伯族民间叙事的质朴风格与蛮荒特色，呈现着朴野的原始风貌。 “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的发现与保护，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其一，“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从不同角度再现了锡伯族早期部落时代的生活和历史，是锡伯族宝贵的文化财富。“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以史诗般的气势曲折地反映了锡伯族从氏族部落社会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其中《喜利妈妈西征传奇》等故事艺术而生动地记述了锡伯族从鲜卑先民到拓跋时代的氏族发展历史，映射着锡伯族民众对族群生存环境的认知与体验，记述了锡伯族心理嬗变的轨迹，对于与“绝域”抗争的锡伯族早期社会发展史，有近乎全景式的展示，对各个部落、氏族重大事件作了生动描写、细致记录，很多实事鲜为人知，是一部流传于锡伯族民众口中的“活态”的北方民族文化史，可以补充史料之不足及匡正史误，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其二，“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是锡伯族民众用自己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并承传下来的文学作品，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锡伯族早期社会的历史，风土民情，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与艺术审美追求，显现出鲜明的北方民族文学属性，具有其他类锡伯族文学无法企及的特殊价值，是我国北方民族生命意识的艺术展现与诗化歌颂。这些作品的发掘与面世，不仅可以填补锡伯族文学史上没有系统和深刻地反映民族历史之作品的空白，而且对于锡伯族文学乃至对满—通古斯语族文学的研究及其价值的重新评估，都具有着重要的开拓性意义。“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以其特殊的叙事序列，打破了锡伯族没有长篇口承叙事的囿限性定论，向世人展示锡伯族也存在着史诗，这无疑将丰富和发展我们对北方民族叙事文学史的认识。 其三，“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是锡伯族历史的“活化石”，蕴含着丰富的反映锡伯族族群历史与文化变迁的细节。尤其《喜利妈妈西征英雄全传》以雄浑的内容、磅礴的气势以及古老美丽并富有传奇性的情节，展示了鲜卑社会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及大量古俗，作品内容广涉其时鲜卑族群的服饰、饮食、居住、婚姻、岁时、祭祀等风俗民情，跃动于故事中的那些生动、瑰丽而又奇特的鲜卑古俗，如肉干、马奶酒、彩靴、鱼皮甲、口袋洞房等，凸现着锡伯族原生文化的要素及特质，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而我们今天所称谓的锡伯族文化，正是裹挟着包括鲜卑文化在内的一些东北区域古老族系的文化与文明，经年历岁，不断地累积、汰选，建构起来的。对这些叙事作品进行采录并审视，可在一定意义上复原和再现锡伯族文化自然积累、发展的原生形态，获取开启北方民族历史文化之门的钥匙。从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以认知人类学的视角，聚焦这些叙事作品所再现的锡伯族早期社会的“生态场”，对锡伯族文化进行认知人类学的解读，不只对锡伯族文化的源头作了一次学术探幽，对廓清锡伯族原生文化的生成动因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中埋藏深久的珍贵史料进行提取，还将为中国锡伯族史、中国北方疆域史、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北方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难得的文化历史佐证，可弥补正史之不足，使锡伯族及其先民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构建在以往我国北方民族文化史中“缺失”的现象得以匡正。 “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是锡伯族及其先民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中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多层面地反映了锡伯族普通民众的历史活动以及族群社会发展的具体细节，是对锡伯族正史进行补充与诠释的别一种历史书写。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原因，目前，锡伯族许多古老的习俗及文化传统已经日渐淡化、失忆甚至被遗弃。在这一背景下，对民族民间口述史的发掘尤具重要的文化意义。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认为，在人类的社会记忆中，口述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强调指出：“非正式口述史的生产，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也是全部社会记忆的一个特征。”把群众的历史和文化从沉默中解救出来应该成为口述史的责任。从属群体的口述史会产生另一类历史，这是一种非线性的、循环的历史。因此，当我们理解别人时，首先把他们的行为归位到他们的生活史中，进而再归位到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场景下的历史中，个人生活的叙述，是相互关联的一组叙述的一部分，它被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是锡伯族原生态的历史记忆，是弥足珍贵的锡伯族口述史，是流淌在当代社会锡伯族民众口中的活态史诗。 （原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