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历史整体进程,探求其中的模式或规律,并据此阐释人类历史经验,这种理论探究通常被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在笔者看来,历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结合,既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或可行的。 历史学家离不开 思辨的历史哲学 出于人类追求意义的天性,历史学家必然会诉诸思辨的历史哲学。我们已经看到,作为一种对历史总体进程的阐释理论,思辨的历史哲学尽管饱受争议,但一直对人类具有持久的吸引力。而且,只要人类存在于这个星球上,对历史意义的思考和追问,就必定会像幽灵般徘徊在人们的头脑中。实际上,人类本身就具有一种追寻终极意义的天性或基因。如同个人不满足于浑浑噩噩的动物式生存,而去追求高远的人生目标,思想家们也会不满足于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进而去探寻其背后的“谋划”或“方案”。 历史学家并非生存于真空中,也并非生活在荒岛上,他不可能对自己时代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重大危机无动于衷。他或是通过独立思考得出自己有关历史进程的总体观点,或是诉诸其他历史哲学家的相关理论,并有意无意地把它们带入自己的历史书写中。正如格鲁内尔(Rolf Gruner)所言:“除了信奉其他哲学主张外,历史学家也应信奉诸如‘历史的意义’之类的信念。单单根据这一理由,要求历史学家完全脱离任何一种历史哲学,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空想。和其他人一样,他难免受到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关于历史的意义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 在西方史学史上,不同时期的历史著述都或多或少受到当时主流历史观念的浸染。古希腊罗马时期流行的宇宙循环观念,对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波里比乌斯(Polybius)的历史书写产生了明显影响。 中世纪以后,西方历史学家可以说都是在神学历史观和进步史观的框架下,理解和整理历史经验并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对我国史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单就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而论,先是梁启超等人接受西方“进化论”和“科学的史学”,致力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后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深度融合,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史学的研究方向。 总之,任何历史学家的工作都包含某种历史哲学,无论他承认与否。如同人生观和价值观必然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态度,世界观(Weltanschauung)或“元史学”也必定会影响历史学家对待历史的态度,甚至会左右他所研究的历史领域或方向。比如,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进步观念的影响下对自由观念史的研究。 使历史学具有合理性 为了历史学的合理性(rationality),历史学家也有必要诉诸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的确是特定时空中的男女以及发生在他(她)们身上的具体事件,尽可能详尽地再现其真实面貌是他的主要目的。但是,在技术性历史学家眼里,历史不过是一连串孤立的历史事件,没有任何的节奏、模式或方案,也就是缺乏理性,因而也是不合理(irrational)和不可理解的(unintelligible)。他们忙于证据的搜集和考证,而无意在实际发生的事件中“察势观风”,窥探其背后的计划或方案。在哲学家们看来,由这些技术性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也必定是幼稚和肤浅的。因此,他们的任务便是“精心阐述一种历史的‘哲学’或者历史的哲学阐释(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希望它通过弄清楚历史事件进行时所依据的计划,从而揭示出历史事件进程背后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他们试图通过揭示历史进程的总体框架来阐明特殊的历史事件,使之满足理性的要求。在我看来,哲学家们的这种诉求和努力是完全正当和健全的,也理应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和尊重。 总之,思辨的历史哲学既能够以其提供的阐释模式而使历史具有可理解性,又能够以其勾画的美好未来而使历史具有合道德性,从而能够使诉诸它的历史学具有合理性。 重树对“历史的理性”的信心 人类总会在某种有关历史总体进程的理论框架中理解过去、认识当下和展望未来。思辨的历史哲学是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不可剔除的先见,也是历史学家整理历史经验的必要理论前提。我们应重视历史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和解构,是它们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多元变化的历史经验世界,给我们带来了理智上的活力和创造力,以及政治伦理上的自由和宽容。但是,人类心灵不可能永远满足于混乱多变的状态,而注定会再次踏上追寻历史终极意义的征程。每个时代都需要一种健全合理的世界观或历史观。我们应该重新树立对“历史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y)的信心。 当前,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恐怖袭击等危及人类生存的天灾人祸,以及“英国脱欧”等一系列政治的和社会的“黑天鹅事件”,正在引起人们对自身命运的反思。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史学资源,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思考构建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仍然是一项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3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