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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语言濒危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汉语方言的濒危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富有语言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方言正在迅速走向消亡。对于方言区的人民来说方言就是他们的语言，所以濒危汉语方言其实就是濒危语言，我们必须站在全球语言濒危的角度来看待濒危汉语方言现象。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了濒危汉语方言的类型，着重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角度阐述了语言、方言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理，明确提出濒危汉语方言应该尽早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大力加以保护。文章还简单介绍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有关濒危汉语方言调查的项目情况。 关键词：濒危语言 濒危汉语方言 口头传统 非物质文化遗产 濒危汉语方言保护 作者简介：庄初升，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项目“濒危汉语方言调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内外客家方言的语料库建设和综合比较研究”（14ZDB103） 零 引言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随着国家的建立和民族的统一，人类语言的数量就在逐渐减少。15世纪以后，随着新航线的开辟以及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这个趋势加快了。目前所知已经消亡了的语言，最著名的如汉藏语系的西夏语，印欧语系的吠陀语、梵语、巴利语、哥特语、焉耆语，阿尔泰语系的回鹘语、契丹语、鲜卑语、女真语、龟兹语，南岛语系的古爪哇语等。这些消亡的语言，只有少数有文字形式的残存，如西夏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 最近几十年来，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人类语言的多样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语言濒危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根据美国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以2001年4月的统计数字整理成的数据库，全世界高度濒危的语言共1742种，包括使用人数1000~500人的语言共536种，使用人数499~100人的语言共683种，使用人数仅99~10人的语言共306种，使用人数不到10人的语言有217种（徐世璇2001）。根据美国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2013年第17版《世界的民族语言》，非洲有2110种语言，美洲933种，亚洲2322种，欧洲234种，太平洋地区1250种，其中96%只被世界上4%的人口使用，高度濒危的语言占了约三分之一。一般认为，未来一百年内现存的接近7000语种的一半将会消失。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国语言学家的积极推动之下，濒危语言问题引起了各方关注。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提出编辑出版《濒危语言红皮书》的建议。同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包含有关濒危语言问题的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尚未研究和尚未充分描述的濒危语言在语法、辞典和教科书以及口头文学等方面进行描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确定1993年为世界范围内“抢救濒危语言年”；1999年又确立每年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2003年3月，濒危语言国际专家会议通过了纲领性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该文件指出：“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将是人类的损失。”2007年5月，第61届联合国大会宣布2008年为“国际语言年”。 我国的濒危语言问题也非常突出，初步统计129种语言中有117种语言已经濒危或正在走向濒危。2000年10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在京联合召开了“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与会专家就我国濒危语言的问题作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在此前后，我国民族语言学界出版了几十种描写和研究濒危语言的专著，还发表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文章。 据2010年11月1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总人口为13.39亿。曹志耘（2014）估算其中以汉语为母语者约11亿。依《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分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平话、客家话十个大区。从整体看，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大区都没有濒危之虞。但具体到每一方言区内的小方言，则有大量富有语言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濒危方言正迅速走向消亡。以客家方言为例，福建、广东和台湾与闽南话、粤语交接地带的客家话，分布范围都处在不断萎缩之中，早前的一些客家话村落，经过几代人双方言并存并用的阶段，已经放弃了客家方言而转用邻近的强势方言闽南话或粤语。客家话与闽南话、粤语的分界线，逐渐往客家腹地移动，客家方言区的地盘在慢慢缩小。庄初升（1994）指出，历史上客家话在闽南四县通行的范围要比现在大，今天处于闽、客交接地带的“福佬”（闽南人），可能大部分原是客家人。客家话的濒危现象还体现在四川、湖南、广西、海南、浙江、安徽、陕西等省区数量众多的方言岛上。庄初升（1997：23）指出：“本世纪以来，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生活节奏加快了，地区性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各地客家方言岛的客家人，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必将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各种社会生活当中。这样，根深蒂固的客家意识必将受到冲击，客家方言在方言岛的某些年轻人口中已被丢失，对内对外都使用当地方言。所以，方言岛内使用客家方言的人逐年减少，方言岛的范围逐年缩小，以致最终被当地方言同化，客家方言岛的社会生活随之发生变迁。” 一些归属未明的小土话群情况更甚，如粤北土话群中，除少数使用人口略多者外，绝大部分以方言岛的形式散布，处在客家话或粤语的包围之中，面临濒危甚至濒绝的境地（参邝永辉、林立芳、庄初升1998；邝永辉、庄初升1999；庄初升、岳嫣嫣2011）。 对于方言区的人民来说，方言就是他们的语言，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他们的母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言与语言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濒危汉语方言是语言生活中的弱势方言。对于其母语者而言，濒危汉语方言就是濒危语言；对于语言学工作者而言，濒危汉语方言问题就是濒危语言问题。因此必须站在全球语言濒危的角度来看待濒危汉语方言现象。 壹 濒危汉语方言的类型 如上所述，濒危汉语方言都是语言生活中的弱势方言，其使用者都是母语者。最终走向消亡的濒危汉语方言，其原来的使用者会转用强势方言或普通话，濒危汉语方言会被强势方言或普通话替换。这就是“语言替换”和“语言转用”，是随着不同语言集团的接触和融合，一个语言集团的全体或部分成员放弃使用本集团语言而转用另一集团语言的现象。语言替换或转用不彻底的，会导致弱势语言的濒危；替换或转用彻底的，会导致弱势语言的消亡。语言替换/语言转用会经过一个濒危语言/方言与强势语言/方言的双语言/双方言并存并用的阶段。 双方言产生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言在地理上的接触。李如龙、万波（1992）指出福建省境内有两种双方言现象，即方言岛内形成的双方言和不同方言区的结合部形成的双方言。庄初升（1995）进一步指出，方言接触产生双方言现象，从地理类型来看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方言区/片交接地带的方言接触，双方居民如果既不是借助普通话的媒介也不是借助方言的渐变过渡，那么双方言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过渡形式；二是方言岛与包围方言的方言接触，“岛民”们从使用岛方言到改用包围方言，并非突如其来，而是经过一个双方言并存使用的过渡阶段。上述有关双方言的研究成果，都强调双方言交际模式下弱势方言走向消亡的趋势，但是当时都尚未上升到语言濒危、语言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高度去认识。 陈保亚（2006）提到“濒危方言”、“濒危特征”和“濒危机制”的概念，他认为产生群体母方言转换大致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两个相互接触的方言通常不直接对话，其中某个群体出现双方言现象，形成方言的层阶；二是低阶方言分布在和源方言失去联系的方言岛。但近年的调查发现，可以直接对话的两种强、弱势方言，不一定会形成双方言现象，而弱势方言照样难逃濒危的厄运。如贵州安顺屯堡方言岛，是明代“调北征南”及“卫所”制度的产物，至今与周边的安顺话同属西南官话，彼此交流并没有困难，因此基本上没有产生双方言现象（吴伟军2010）。 曹志耘（2001：8）指出在汉语方言中主要有“突变型”和“渐变型”两类濒危方言。他说：“突变型，是指弱势方言在强势方言的强大冲击之下，最终彻底放弃弱势方言，改用强势方言。突变型变化消亡往往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完成，中间一般还要经过一个弱势方言与强势方言并存并用的双方言的过渡阶段。……渐变型，是指弱势方言在受到强势方言的影响和冲击之下，逐渐磨损、丢失自己原有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同时不断吸收强势方言的成分，使自己的语言系统朝着强势方言的方向发展演变。”这两种类型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过一般来说，弱势方言被淘汰，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所以我们建议把“突变型”改称“替换型”。“渐变型”是一种比较隐蔽的濒危类型，以往关注得不够，今后应加以重视。渐变型的弱势方言不是被强势方言所取代，而是在语言特征上逐渐向强势方言靠拢，最终有可能演变成带有弱势方言“底层”成分的强势方言，其本质是语言系统的衰退、变化，这个概念若是改称“蜕变型”似乎较为贴切。 下面举几个“蜕变型”的实例。闽西北邵武、光泽一带的方言自两宋以后逐渐从闽语中分离出来，今天已经蜕变为赣语。李如龙、陈章太（1991：220）说：“从魏晋到唐五代的100多年间，这里和闽北方言分布的地域同属于‘建安郡—建州’，这就是闽西北七县方言和闽北方言存在着不少共同特点的历史基础。后来，分立邵武军—邵武府和南剑州—延平府之后，近1000年的社会生活又决定了邵武、光泽、建宁、泰宁的西北片和顺昌、将乐、明溪的东南片之间造成明显的差异，前者有更多的赣方言特点，后者有更多的闽方言特点。……在原邵武府属四县，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居民记得本家族从江西迁来几代人了。先后的移民和现实生活中的频繁交往使得赣方言对这一带方言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邵武、光泽、建宁、泰宁四县市的话已经质变为客赣方言。”万波、张双庆（2006）从声母角度论证宋代以来邵武方言由闽语转变为赣语的过程，并根据历史人口和移民资料，推测这一演变过程的完成当在明代永乐初年（1403）之后。再如湘西凤凰县沱江方言中古全浊声母今读已经全部清化，清化后今读逢塞音、塞擦音时平声不论文白读一律送气；仄声则白读送气，文读不送气。该方言的声调也有文白读两套系统，白读层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四声八调格局，与周边的西南官话迥异，是较早的声调层次；文读层在调类、调值和古今调类对应等方面与周边的西南官话一致（邹晓玲2016）。结合历史移民和地理环境，可以认为沱江方言的白读层乃是明清之际随移民进入凤凰的早期赣语的特征；而文读层则来自西南官话晚近的影响。整体而言，沱江方言已经从赣语蜕变为西南官话，只是还保留了赣语的一些“底层”成分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原先的早期赣语已以另一种方式走向濒危甚至消亡。又如广东省东莞市的横沥方言，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白读层一般都送气，文读层平、上送气而去、入不送气；古全浊上字白读层归阴平，旧文读层归阴去，新文读层归阳去；古次浊上声白读层归阴平，旧文读层归阴去，新文读层归上声；古清入字中在广州方言中读上阴入者一般也读上阴入，读下阴入者则白读层读上阴入，文读层读下阴入。横沥方言的白读层显然不符合珠江三角洲粤语的特点，而与惠州的客家方言相同或相近，应属客家方言的“底层”成分；文读层与邻近同属东莞市的东坑、茶山等地的粤语相同或相近，应该是粤语强大的影响力“覆盖”上去的特点。可以推测横沥以及以东的谢岗、桥头、企石等地原本与惠州客家方言连为一体，但由于唐宋以来东莞多属广州管辖，横沥等地的方言受到粤语强有力的影响、渗透，逐渐蜕变为不太典型的东莞粤语。有意思的是，横沥的旧文读层对应于东坑、茶山等地粤语的白读层，而新文读层则对应于东坑、茶山的文读层。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普通话已经基本普及，乡村方言纷纷式微，这是新时期濒危汉语方言的新类型。曹志耘（2014：208-209）以浙江省金华市汤溪镇岩下村为例，指出：“进入21世纪以后，少年儿童已拥有流利的普通话水平，并且在母方言环境中（本村内，特别是在小伙伴之间）大量使用普通话，方言和普通话呈双语转换状态。与此同时，他们的方言知识和能力（例如词汇量）比起长辈来已出现明显退化。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在这个村子里，普通话的势力会越来越大，方言的势力将逐渐萎缩。而如果这里也发生撤村‘上楼’的城镇化运动，在本村已沿袭千年之久的方言预计将在短时间内‘猝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