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6年2月11日，朝鲜高宗李熙率王族迁入俄国驻朝公使馆，以期摆脱日本控制。俄馆播迁之后，日本不得已和俄国进行了谈判，并先后签订了三次日俄协定。高宗李熙在入住俄国驻朝公使馆一年多后，于1897年2月20日迁回了宫廷，并且于同年10月12日正式创立了“大韩帝国”。 “俄馆播迁”以后，亲俄内阁宣布废除断发令，剃发易服“从便为之”。又调回镇压义兵运动的兵力，对义兵以怀柔政策为主，使义兵逐渐解散。同时免征一切未收和未纳的贡赋，以期挽回民心。朝鲜高宗为了避免日本人的迫害，再加上俄国人和亲俄派的强迫胁迫，仍然住在俄国公使馆内，并将俄国公使馆称为“行在所”。据当时任俄国驻华公使馆秘书的索洛维约夫称，“朝鲜所有政府部门都在（俄国公使馆中）被屏风隔开的大厅里办公，当内阁召开会议时，把屏风撤走。由于这种形势，俄国政府在汉城完全自由地发号施令。” 随着“俄馆播迁”事件的发生，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为俄国所排挤，以致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发出了“天子为敌所夺，万事休矣！”的哀叹。再加上先前的“三国干涉还辽”被俄国压制，因此日本对俄国恨的咬牙切齿。日本人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就提出了“卧薪尝胆”的口号，开启新的十年扩军计划，誓死与俄国一战。但此时日本的国力仍不足与俄国对抗，只有同俄国协调在朝鲜的势力范围以使损失最小化，于是开启“日俄协商”的路线。日俄双方高层在俄馆播迁以后频繁接洽，韦贝尔重新出任俄罗斯帝国驻朝公使，士贝耶则调任驻日公使。1896年5月14日，韦贝尔与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在汉城签订《第一次日俄协定书》（又称《小村-韦贝备忘录》），在肯定了沙俄在朝鲜的政治优势、扩大其驻军权的同时，也使日本挽回了部分损失，稳住了在朝鲜的阵脚，为其将来的反攻奠定基础。后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仪式，日本派山县有朋前去祝贺，同时又和俄国外交大臣罗巴洛夫在莫斯科就朝鲜问题进行会谈，并于1896年6月9日签订了《第二次日俄协定书》（又称《山县-罗巴洛夫协定》）。这个协定使日俄关系在朝鲜进一步接近平衡。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谈判期间山县有朋要求以北纬38度线分割朝鲜，但遭到了俄方的拒绝。俄馆播迁后日俄的三次协商如下表：  新成立的朝鲜亲俄政府为了报答“俄馆播迁”的大恩，开始不断向俄国出卖国家主权，在卖国方面与之前的亲日政府绝无二致。1896年4月，俄国得到了咸镜北道的镜城和钟城的矿山采掘权，同年9月，俄国获得了茂山、鸭绿江与郁陵岛的森林采伐权。在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时，朝鲜政府亦派遣闵泳焕出使俄国，和俄国达成秘密协定，将朝鲜的军事和财政交与俄国控制。除此之外，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美列强也趁火打劫，在“俄馆播迁”期间攫取了朝鲜大量的铁路敷设权、矿山采掘权等经济利权。对于日本，亲俄政府仍然保持外交关系，但态度明显强硬，力求对等外交，对于日军镇压义兵运动中伤亡人员表示慰问，同时又宣布镇压义兵“由我警务厅另行查办”，并且要求日本撤离驻扎在汉城的兵营，甚至还对在汉城的日本报刊“语多不韪”、“语涉失实”的报道提出抗议，这在俄馆播迁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也是以俄国为后盾的结果。 此时，亲俄政府内部也倾轧不断，李范晋遭到排挤，出走美国，闵商镐、李学均等人形成了新的政治派别——亲美派，与美国一道向高宗施压，要求其离开俄国公使馆。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朝鲜的资产阶级创办了独立协会，掀起呼吁高宗还宫、实现国家独立的运动。他们于1896年7月举行了第一次集会，呼吁汉城市民为建立“独立门”而筹款。1896年11月21日，独立协会在过去藩属国的“耻辱”标志——迎接中国“天使”的迎恩门的基础上，开始建造朝鲜独立的象征——独立门。独立协会此举表面上是在清算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实际上是在呼吁高宗不要寄居在别国公使馆，应该回到自己的宫廷，宣布建立独立国家。 1897年2月20日，高宗李熙正式离开了俄国公使馆，与王太子李坧来到庆运宫（今德寿宫），结束了一年之久的流亡生涯。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朝鲜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