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光武改革，史学界的研究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除了最基本的问题，即光武改革和朝鲜近代化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光武革命是在日本统治下发动的，其中的很多措施是否具有反动卖国的嫌疑。这些研究争议至今存在于韩国史学界，可见对光武革命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后世对光武改革的研究远比甲申政变、甲午农民战争、爱国启蒙运动、反日义兵运动等朝鲜近代史课题落后。“光武改革”这一提法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完全不存在。 光武改革结束后，大韩帝国末期的知识分子普遍将光武年间视为失败的。如金泽荣在论及甲午战争结束到日俄战争爆发这段期间时表示：“使太上皇（指高宗）乘此十年之暇，卧薪尝胆，兢兢自治，则日本将如之何哉？无如卖官鬻爵、禳神观剧之外，无一所知，万机万事，日就乱亡之涂，而惟欲仰俄罗斯人之鼻息，以为一缕之命。噫！俄罗斯人其独无日本人之肠肚哉？故曰韩之亡，非俄罗斯之败之故，惟吾自伐自亡而已，呜呼痛哉！”朴殷植则如是描述光武年间的韩国局面：“民团（指独立协会）坏矣，舆论熄矣，凡廷臣攻击独立党（独立协会）者，皆以劳被宠，张其势焰，自余官吏亦皆无惮于民，惟剥下媚上，毁公营私，复甲午以前之旧，反或过之。不以厚我民力为自强之图，徒以庆运宫（德寿宫）在各国使馆之侧为太平之基，竭吾国财谄事外人，朝秦暮楚，择强而交，实依赖以苟安，其能久乎？”可见，他们痛心于日本对韩国的侵吞，所以在回溯与反省之时，都强调光武年间的腐败而未能正视光武改革的存在，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感。 朝鲜日治时期，史学界认为朝鲜半岛的近代化建设是在日本统治下推进的，因而忽视光武年间所进行的改革。1945年以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史学界不仅回避“大韩帝国”的存在，也将光武年间所进行的一切政治经济政策定义为反动卖国，自然无从提出“光武改革”的说法。 而大韩民国史学界起初也未重视光武年间的近代化改革，直到1968年金容燮所撰《关于光武年间的量田事业的一个研究》一文中，才开始系统研究大韩帝国所实施的改革政策，并将改革路线归纳为与中国“中体西用”类似的“旧本新参”。1976年，金容燮在《书评-慎镛厦〈独立协会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光武改革”这一说法，指出朝鲜开港后真正制度性的改革事业是在大韩帝国时期由统治阶级所主导的“光武改革”中才出现的，对其赋予较高评价。但是，也有不少韩国学者持相反意见，比如慎镛厦认为只有开化派主导的独立协会才代表近代化的方向，而高宗为首的大韩帝国政府所施行的政策不能称为改革，他说：“以独立协会为首的改革派为了维持国家的独立，屡次提出了能够总体解决时代问题的改革方案，但是光武年间主政的亲俄守旧派统治阶层不但没有采纳并推行这些主张，而且通过强制解散独立协会等手段压制了他们的救国改革运动。……考察当时的事实，只能说‘统治阶层的光武改革’这一概念是难以成立的一种虚构。”由此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韩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光武改革”的争论。后来大多数学者接受“光武改革”的说法，关于光武改革的细致研究越来越多，并且也作为韩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而写进了教科书中。 而且，韩国史学界也强调高宗主导的“光武改革”在批判日本殖民地史观方面所具有的意义。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李泰镇教授指出：“光武改革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不少成果，日本觉得如果就这么放手不管的话，征服朝鲜半岛会有困难。因此，他们对俄罗斯发起战争，以其军事力量推进了强占朝鲜半岛的政策”。所以他认为日本为了将殖民统治合法化，故意诬蔑高宗等统治者无能或没有近代化意志才导致亡国，回避或否定光武改革的成果，从而得出朝鲜半岛的近代化是从殖民地时代开始的、日本给朝鲜带来新文明与科技的错误结论。但这种观点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对光武改革的评价还有待客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