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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初年，犹太民族被罗马帝国赶出家园，自此成为一个浪迹天涯的“散居”民族。他们在至少一千年前就曾来到中原大地生活、经商，与本地人通婚、参加科举考试并逐渐被同化，中国开封犹太人社区的历史见证了这一切。但即便如此，两个民族之间有实质意义的交往迟至十九世纪后半叶才真正展开。 近现代的三次犹太人来华潮带来了这个突破。约四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或是为寻找商机，或是为避难，来到上海、香港、天津、哈尔滨等新兴城市，最终在中国的商务、房地产、服务与制造业、文化艺术以及政治等领域都有引人注目的表现。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新先生自1988年起从事犹太宗教、文化、历史的研究，是中国最早访问以色列、并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公开演讲的学者。他曾长期研究近现代犹太人在华的历史，访问过散居中国的犹太人及其后代，著有《异乡异客：犹太人与近现代中国》、《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The Jews of Kaifeng: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等学术专著。近日，徐新教授就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接受了专访。 问：您对中国古代生活在开封的犹太人及其后裔做过多年调查和研究，能不能谈谈这个社群的情况？ 徐新：开封犹太人社区是有确切史料佐证、延续时间最长的在华犹太人社区。一般认为最晚在宋朝就有犹太人在开封经商。不过，到目前为止，犹太人最早抵达开封的时间还没有定论，有观点认为在汉朝时就有犹太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这里，但目前缺乏证据。 犹太人第一次以集体方式抵达开封落户是在北宋年间，有数十姓，以经商为主。到金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聚居在开封的犹太人买了土地，兴建犹太会堂，族人围绕会堂而居，形成了有相当规模的犹太人社区。他们在生活上遵循自身的民族传统，包括做礼拜、守安息日、守戒、守割礼、遵循犹太饮食法、实行族内通婚等等。这个社区在明代发展到顶峰，约有四五千人。 十七世纪初，传教士利玛窦把中国有犹太人的消息传到了欧洲。他无意中在北京见到了一位考中举人的开封犹太人，从而发现了这个此前不为外人所知的犹太社团。利玛窦一面将情况报告给罗马教廷，一面派人前往开封了解情况；此后开封犹太人开始受到世界的瞩目。十七至十八世纪陆续有传教士到开封访问、考察，撰写了不少调查报告、整理了若干图文资料。这些材料被送到梵蒂冈，至今仍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被认为是反映开封犹太人历史的重要资料。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甚至会有意无意地在书中提及开封犹太人，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大哲学家康德在哲学著作里也曾提及开封犹太人。 但在清雍正时期“闭关锁国”之后，前去开封采访的传教士被赶走，开封犹太社团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中国人并不十分关注这个群体，只在《明实录》和地方志中留有一些零星的记载。 另一方面，在与汉文化长期融合之后，开封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也逐渐淡漠。到十九世纪中期，那里一直存在的犹太会堂出现了屋漏的状况，这表明当时已经很少使用了。二十世纪以后，开封犹太人的外部特征进一步消失：1914年犹太会堂地面建筑不复存在，地皮卖给了加拿大圣公会。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贫困，一方面是族人对犹太文化传统的日渐疏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其中一条是允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传教士又开始到开封寻访犹太人的踪迹。欧洲的基督教会一直没有忘记开封犹太人，他们认为这里可能保留了犹太民族的经典。这样一来，这个古老的社群才重回人们的视野。 问：开封犹太人和当地人的融合过程是怎样的？ 徐新：其实一直到十七世纪，宗教仍然在这个社团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犹太人的节俗、生活方式也得到保留。本地人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也知道这些人是外来者，有不同的习俗，称其为“挑筋教”，指的是这些人遵守犹太饮食法，不吃牛羊肉腿上的蹄筋；或者称其为“蓝帽回回”，这一称谓也是观察开封犹太人风俗习惯不同于当地戴白帽子的穆斯林而得出的。根据十六、十七世纪的记载，开封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并保持了一定的犹太传统。 当然，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影响最大的是通婚和科举。 资料表明，开封犹太人来华不久就有与当地汉人通婚的情况。他们曾传下一份明末清初年间的登记册，里面按家庭组合记录了一千多名犹太人的名字。在女子部分，对来自非犹太人家庭的女子有专门的标识——用希伯来文注为“亚当之女”。因为根据犹太传统，犹太人被视为亚伯拉罕之子。其中不同的汉姓多达50余个，足见通婚的情况不在少数。 这里有一个问题：根据犹太传统，犹太人是以母系传承，即“如果母亲是犹太人，孩子就是犹太人”；而中国社会是父系传承。生活在开封的犹太人显然在家庭血缘传承问题上接受了中国的传统做法，在续族谱时按照父系编写。这份登记册的名单就是按照男子姓氏分布，以流传下来的七个汉姓排列，与开封犹太人共有“七姓八家”的传统吻合；妇女则有五十多个姓氏。对以这一方式延续下来的开封犹太人，今天的以色列自然不承认其是“犹太人”身份，只能是“犹太人后裔”。 当然，最初犹太人也曾经是父系传承。例如根据《圣经》的记载，从亚伯拉罕到儿子以撒、孙子雅各，都是父系传承。不过，后来随着犹太民族散居世界各地，出现与异族通婚的问题，才有了子女身份认定随母的规定。犹太民族的身份认定方式很特别，是以文化认同为主的。在犹太人家庭，由于大多数父亲需要外出经商打拼，通常是在家的母亲将犹太传统教给子女。孩子所了解和习得的犹太传统，如遵守犹太饮食法、按照犹太生活方式生活，均首先来自母亲。 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的科举制也是促使开封犹太人与当地社会融合的一个要素。在儒教思想影响下，不少开封犹太人中的受教育者，逐渐放弃对犹太经典的研习，走上读孔孟之书、循科举之路的发展方向。据史料记载，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的就有二十来位，其中一位名叫赵映乘的人还中了进士。 十七世纪末的资料显示，此时开封犹太人中能够识读希伯来文的人越来越少，流传下来的碑文均以汉语写成。1688年他们留下了最后一块石碑，撰文的人是朝廷高官。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有一个特点，就是通常会想方设法寻找和联系其他犹太社团。但开封犹太人社团不一样，它宛若犹太人社会的一座孤岛。学界认为，至少在十五世纪以后，他们就没有再和外界的犹太人群体有过来往。此后他们与中国人通婚、参加科举考试，文化趋同并逐渐稳定下来。这也是犹太传统在开封犹太人中没有被很好地留存的原因。 问：依您的意思，开封犹太人几乎完全被同化了。现在开封仍有人自称犹太人后裔，这种认同又是如何延续下来的？ 徐新：开封犹太人的存在是历史事实，他们必定有自己的后代。总有人喜欢问：他们现在有百分之多少犹太人的血统？其实这样的问题是很荒唐的，因为判断一个人是否犹太人并非仅仅由血统决定。根据以色列的回归法，即便一个人的父母均是犹太人，如果他皈依了其他宗教，就不被认为是犹太人。同样，不是出生在犹太人家庭，如果皈依了犹太教，就可以被视为是犹太人。 对一个散居民族而言，社团很重要，社团能保证其对犹太文化传统的坚守或传承。1980年代末我曾在开封进行调研，采访了一些当时七八十岁的老人。据他们回忆，一些家庭有代代相传的特殊习俗，比如在逾越节期间他们以烙饼为主食，而不吃馒头。按照犹太人传统，逾越节期间只能吃无酵饼，即没有发酵过的饼，开封的烙饼是没有经过发酵的，恰好与这种习俗吻合。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大部分生活习惯都和当地其他居民没有两样。比如他们也贴门神，这是不符合犹太教传统、但在中国文化中很普遍的做法。1990年代中国和以色列建交后，有一些后裔希望移民以色列，然而以色列方面不认定他们的“犹太人”身份。 需要指出的是，开封犹太人的认同延续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自他们于六百多年前开始使用中国的姓氏以来，姓氏一直发挥着维系族群的作用。特别是明代以来，开封犹太人主要使用七个中国姓氏，有“七姓八家”之说，同一姓氏的人家被视为同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采访的开封犹太人后裔大多数仍自称犹太人。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民政府第一次做人口普查时，开封有大约一百六十八户登记为“犹太人”。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进行人口普查登记时，仍然有一百多户人家登记为犹太人。当地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参照和延续了二十年代的户籍管理记录，将这些人（及其子女）登记为“犹太人”。他们的子女分家后，户口本上的民族一栏填的仍然是“犹太”。我曾经向户籍管理人士请教过此事，并提出过希望查阅当时的档案，但是由于“文革”，这些材料已经不复存在了。 总的来说，开封犹太人对固有传统尽管有一定的传承，但更多的是融合。不过，根据家风口口相传的做法，绝大多数家庭仍然自认为是犹太人，或者起码是犹太后裔，并将这一历史认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这是认同获得延续的主要途径。 问：近现代又有三次犹太人来华潮，包括十九世纪下半叶塞法迪犹商来华经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犹太人来华谋生，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欧洲犹太难民来华避难。这几次来华浪潮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为什么选择中国作为目的地？ 徐新：以鸦片战争爆发为界，十九世纪前后来华的犹太人非常不一样。十九世纪以前来华的犹太人，包括开封犹太人，是没有其他国籍的。他们进入中国以来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逐渐被同化，成为道道地地的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犹太人”。而十九世纪以后来华的犹太人通常是有国籍的。事实上，那些犹太人始终是以外侨身份生活在中国，既没有成为中国公民，也没有为中国社会所同化。 促使他们来华的外部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被打开，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中国，为洋人来华经商铺平了道路。一批犹太商人抓住商业机会，将中国作为淘金的宝地，著名的沙逊家族就是这样。塞法迪犹太人拿着英国的护照，从印度来到中国经商；而沙皇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也带来了第一批犹太人，他们主要是中东铁路工程的供应商和为铁路修建工程服务的人员。这构成了近现代史上第一批犹太人来华移民潮，前后持续约五十至六十年，但人数不多，约一千五百人左右。 1898年东北地区中东铁路的修建是俄国犹太人来华的开端。对这批人来说，淘金、做生意赚钱是第一位的。但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俄国发生的集体迫害、以及不断发生的革命和战争，约有两百万俄国犹太人人向西逃到美国、加拿大，有一部分向东逃亡，来到中国东北。这批人构成了犹太人来华的第二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历史了。德国纳粹上台以后执行的清犹和大屠杀政策，造成大批犹太难民来华，主要是逃到上海。这一次犹太人来华潮的规模空前绝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涌入了约一万八千名犹太人。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批犹太人来华之前对中国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之所以来华，主要是当时的洋人，包括犹太人，进入上海、天津、哈尔滨这些有租界的城市是不需要签证的。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的结果。尽管何凤山先生（时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向奥地利的犹太人发放了签证，但这些签证的主要目的，是让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证明自己有他处可去。在针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制定之前，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做法主要集中在驱逐上，因此，只要犹太人能证明自己有他处可去，就可能从集中营里出来，踏上离开奥地利的逃亡之路。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得以逃离的犹太人保住了性命，而没有离开者全都遭到杀害。于是，当其他国家都不愿意发放签证给犹太人时，何凤山颁发的来华签证成为奥地利犹太人的救命稻草，其意义不言而喻。 我在研究“犹太人在华散居”课题的过程中曾获得一份资料，是欧洲意第绪语科学研究所（YIVO Institute for Yiddish Study）在1940年关闭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意第绪语书籍，书名就叫《中国》。该书是在常识层面上介绍中国的人文历史、社会、政治和风土人情，出版于1938年。它的出版表明，当时中国已经是急需逃亡的犹太人可能的目的地或避难地。 这是最后一批大规模来华的犹太人，但也是最早离开的一批。他们前来避难是出于无奈，由于语言不通、文化不同，也缺乏谋生的环境；加上战时生活艰苦，适应不了陌生的气候（比如他们在欧洲从未经历过黄梅季节），在战争结束后便很快就离开了。 问：在近现代史上，中国的上海、哈尔滨、天津、香港等地均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犹太人社区，能否谈谈这些社区各自的特点？ 徐新：当时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不能获得正常的国家保护，因此租界的存在对他们显得格外重要。租界具有的“治外法权”为其提供法律保护，犹如欧洲社会在历史上向犹太人颁布过的“特许状”，使他们多一份安全感。因此，当时几乎所有来华的犹太人都生活在有租界的城市。你提到的这几个城市都符合这一点。为什么北京就没有呢？因为北京没有租界，只有使馆。犹太人未建立自己的国家时，没有使馆能够保护他们。 香港的特点是“早”，它是近代史上犹太人最早涉足、也最早建立犹太人社区的中国城市。犹太人跟随英国殖民者的步伐来到香港，包括著名的沙逊家族；开设洋行公司经商是当时在港犹太人的主要经济活动。 1870年他们在香港建立了犹太会堂，有了可以集体祈祷的场所，这是犹太社区形成的标志。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857年他们从香港政府买来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建成犹太人专用的集体墓地。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不能和其他人葬在一起。 不过在随后的年代中，上海的发展渐渐超过香港，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工业和金融中心，许多犹太人的洋行都将业务从香港迁往上海。犹太人自1845年到上海开设洋行（沙逊洋行）起，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先后在这里组成了四个社区。它们彼此之间有一定联系，但无论在经济上、自我管理上还是社会生活上，界限仍是泾渭分明的。 上海的四个犹太人社区中，最富有的是塞法迪犹太人社区，即所谓“富翁犹太人”群体。之前提过，他们是富于经商传统的英国籍犹太人，上海的和平饭店、锦江饭店，都是由他们建造的。 第二个社区是源于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建立的，他们大都从北方城市如哈尔滨、天津南下而来，主要生活在上海的法租界。他们一般从事一些小本生意，如开店经商等，日子只能说还算殷实。 第三个犹太人社区是纳粹迫害之下从中欧地区来华的犹太难民建立的，主要居住在虹口区，独立于前两个社区，他们的生活较为艰辛。 第四个是波兰犹太人社区，他们最初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到达日本，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从日本神户迁移至上海。这个社区有其独特之处，他们中近半数是密尔经学院的学生和拉比，到上海之后继续过着犹太经学院式的学习生活。自犹太民族流散以来，犹太经学院一直是犹太教传承的载体，更是培养犹太拉比的机构。密尔经学院在二战中国的幸存对犹太传统的延续而言意义深远。该社区的犹太人在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哈尔滨犹太社区的特点是强有力的社区组织和管理。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的来源单一，均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来自俄国和波兰，有些是为经商（以皮草经销为主），有些是逃难而来。其社区组织完善、管理有序，能够为当地犹太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宗教生活、婚姻登记、管理公墓、监管教育、和中国当局打交道、救济慈善等等。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的覆盖面远远不止哈尔滨这座城市，还包括东北地区其他城镇如沈阳、大连、海拉尔、满洲里等。 天津的犹太人主要是从中国其他城市迁居来的，尤其是东北，而不是直接来自境外。当时东北大部分地区仍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动物皮草丰富，而皮草在国际市场上有旺盛的需求，因此许多犹太人从事皮草加工出口贸易。天津作为对外通商口岸，是从事进出口业的理想城市，东北出产的皮草便从这里运往纽约、巴黎、伦敦。许多犹太人因此从哈尔滨来到天津，加之日俄战争以后俄国失去对中国东北的控制，犹太人随之受到排挤南下，许多人在天津落脚。1929年以前天津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就集中在盈利较高的毛皮生意上，犹太人的皮草商号多达一百余家。 上海、哈尔滨、天津的犹太人社区在1950年代或者1960年代初相继解体，大部分人陆续离开了中国。只有香港犹太人社区依然留存，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一个跨越三个世纪、具有连续历史和完全社区功能的犹太人社区。到目前为止，香港犹太人社区是犹太人在中国领土范围内最大的聚集中心。 问：1980年代犹太人开始重返中国，又逐步建起犹太人社区，能否介绍一些新时期的情况？ 徐新：新中国建国初期因为政治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在华的外国人基本上全都离开，但是留在中国作为专家的10余名外国人中，有半数以上是犹太人，包括爱泼斯坦、沙伯理等。不过犹太人在华生活的历史确实在总体上告一段落。 198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批犹太人为了学习、经商和工作而来到中国。特别是一些国际大公司派遣来中国工作，以及与中国有贸易往来、或者来华投资的犹太人。中国加入WTO之后，这类犹太人的数量激增。1949年前离开中国的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也重新开启了在中国的投资和经商活动。 在来华留学生中，有两位1979年来华交换的女生——李碧菁（Roberta Lipson）、李琼玖（Elyse Beth Silverberg）很有代表性。她们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以交换学生身份来北京学习中文，后留在北京生活，现已是中国永久居民。她们创办的医疗企业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外资医疗机构。 她们还是北京犹太人社区的带头人，1980年代初就开始建立犹太人聚会场所，办犹太人学校，影响已经辐射至亚洲几十个城市。因为李碧菁、李琼玖的努力，北京成为犹太人重返中国以后最早正式成立犹太人社区中心的城市。 而上海的犹太人社区中心成立于1996年，当时常住上海的犹太人已有两百多人，大多是在中国的投资者或者大公司代表。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目前在中国境内有犹太中心机构的城市已有十座左右。 犹太教育也重新开展了起来，现在各主要犹太社区都建立了旨在为在华犹太人子女服务的专门学校，提供犹太传统教育，不仅为犹太青少年举行成年礼进行培训，也方便成年人学习犹太经典。尽管十九世纪以后有一半以上的犹太人都是“世俗犹太人”（相对“守教犹太人”而言，即不必完全遵守犹太律法的犹太人），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必须在成年以前了解犹太传统，这是父母的义务。此后孩子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做世俗犹太人。这也是他们重视传统的一种表现。 随着犹太人在中国再度出现，只要政策允许，犹太人社区的建立就是必然。因为单一犹太人无法保持犹太式生活，散居的犹太人无论迁徙流动到哪里，都会组织自己的社区，犹太式生活意味着对群体的依赖。宗教信仰是他们的文化传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理解犹太人的关键。 问：犹太人在中国居住的历史已有上千年，您曾表示近现代的这一段交往是更加意义深远的，为什么？ 徐新：不仅是开封，中国的宁波、泉州、广州、北京、杭州、宁夏、扬州、洛阳、敦煌、长安等城市都先后有犹太人生活过的记载，犹太人来华的历史已逾千年。但当时两个民族鲜有认知上的交流，或者应该说，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何谓犹太人。直到十九世纪末，出访异域的中国人才真正开始了解到犹太人，以及他们与开封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之间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交往，应该“归功”于自鸦片战争后入华的犹太人，正是他们的到来开启了两大民族直接交往的历史，拉开了我们了解和关注犹太民族的序幕。 我曾在哈佛大学见到四卷本的《哈同哀思录》，里面记载了民国年间上至总统、总理、部长高官，文人学者、社会名流，下至贩夫走卒、普通百姓对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51-1931）去世的哀悼。我想，当时应该是中国人对犹太民族开始有真正了解的时代。 说来也怪，在中国人真正开始了解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中国人的一面镜子。政治上，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和近代中国的民族革命是互相呼应的，当时知识分子认为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一样，都是被压迫的民族。文化上，十九世纪犹太人以意第绪语（犹太人的口语）代替希伯来语进行文学创作，后来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运动的知识分子就曾以之为例，大力推崇，从茅盾到鲁迅都主张过这一点；《东方杂志》还翻译刊登了众多犹太人的作品。而生活上，犹太人在现代化的同时充分地保持了自己的民族传统，对我们也是很好的启示。正因如此，我认为犹太人在华散居的研究是极具意义的课题，既与犹太史密切相关，也与中外交往史、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关系史有关，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自公元初年就被赶出家园，流散在世界各地，成为一个“散居”的民族。研究犹太人流散的历史，对犹太史研究极其重要，而犹太人在华散居的历史也是犹太人流散史的有机组成成分。这也是举世犹太人——无论是学者或是一般民众——都对这一课题表现出极大兴趣和强烈关注的原因。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是世界上两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文化传承和影响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由于这两个民族分居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相隔万水千山，在交通不发达的过去，直接的交往可说基本阙如。加上中华民族素有固守疆域之传统，近代以前，鲜有主动外出与犹太民族来往的实例。因此，犹太人入华就成了两个民族接触和交往的唯一历史契机。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和存在十分重要，它是中犹两个民族直接交往的见证和实例；它在华的千年历史证明了中国社会不存在世界其他地区不断出现的反犹主义。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犹太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好感，应该与之有密切的关系。而中国的现代城市，如上海、哈尔滨、天津、香港等早期发展，更是离不开入华犹太人的贡献。这一切指向了研究近现代来华犹太人历史的意义。  徐新，《异乡异客：犹太人与近现代中国》，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