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钱基博的研究方法 钱基博论兵，文辞雅驯，意气凌云，读之令人神旺。但钱氏的军事理论并非传统纲理疏阔的书生论兵，而是有一套较为通贯的研究方法。兵法可分两类，一类为“节制”，即部署训练之法，属于军政。此类传统兵法在近代多被弃掷不论，例如在张之洞《书目答问》中即不录《登坛必究》《武备志》等，认为其中的营阵器械，古今异宜，而称道《克虏伯炮说》《水师操练》《防海新论》等西方兵书。另一类为“权谋”，即战争攻守之方，属于战略战术。《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均属此类，钱基博和整个晚清民国时期的军事研究也集中于此。但冷兵器时代的战略战术在近现代战争中是否还有意义，在当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钱基博首先肯定了《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兵学的现代意义。他认为面对世变，一方面要学习“新”，以新的知识与境遇来重释“古”道，所谓“知新以温古”；另一方面，知晓“古”的最终目的又是应对“新”的世变，即“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钱基博以此方法从《战国策》臧否对外之政策，从《周易》发扬面对困厄之精神。在军事研究中，对于《孙子》，钱基博以近代军事术语新解经典理论，对克劳塞维茨、毛奇、鲁登道夫等西方现代军事理论，钱氏则是以中国传统兵学加以疏解。这种军事理论研究路径的开创者为蒋百里，1914年蒋百里发表《孙子新释》，在对“计篇”的阐释中融入了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此后，民国研究《孙子》者多取这一路径，如萧天石的《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李浴日的《孙子兵法新研究》、徐庆誉的《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等等。 在此基础上，钱基博的《孙子章句训义》议论入微、别开生面的研究方法则是“以新例证古义”。克劳塞维茨曾言“欲学兵法，只有读史”，自古军人研究兵法多从战例入手，而文人研究兵法多从词句入手。钱基博取武人之道，他的直接效仿对象是施利芬（Alfredvon Schlieffen）继承克劳塞维茨心法搜集古今速战速决之例所作的《坎尼之战》、杜佑的《通典·兵典》与唐顺之的《武编》。此外，钱基博还认为，阐述兵法之义当用最新战例，在“增订新战史例”中，钱基博“广搜战史，无征不信”——用马恩河战役释“强而避之”；以日本突袭珍珠港、德国进攻亚尔丁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一战德国的失败释“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辨析莱格里的包围论和郎格罗的包围论以释“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等等，对于战例的选择甚是精准巧妙。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钱基博对待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取舍。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现代军事理论的开启之作，也是对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一部军事著作。面对克氏理论，钱基博用传统兵学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批评，这种态度及方法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少见的，体现出钱氏治兵学不同于主流的解释路径。其中，对抗战形势的判断是钱基 博对克劳塞维茨理论进行取舍的决定因素。钱基博认为，日本兵学师承德国，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因此倘知克劳塞维茨兵法之精义，便能知制胜日本之方法。在《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中，钱基博将克氏兵法大旨概括为三点：（1）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2）战略无妨政略，外交以辅军事；（3）操纵敌国之舆论，以煽诱敌国之人心，使之厌战而自为瓦解。这是一种“以我为主”的读书方式，若就克氏理论自身脉络而言，很难说在《战争论》中这三点最为关键，但是，钱基博选取的这三点所对应的是持久战、外交形势以及民心——正是抗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