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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亦载道”：中国军事思想传统的近代延续 兵学，特别是《孙子兵法》有多种研究路径，可以从权谋技巧读之，可以从制度训练读之，也可以如钱基博一般将谈兵与仁义、人心相结合。“论兵不废仁义”、“好战必亡”是钱基博所认为的中国军事理论的根本，也是中西兵法最大的差异所在。 在《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中，针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暴力行为”、“战争中出自仁慈的错误最为糟糕”等理论，钱基博用了《孟子》中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荀子·议兵篇》中的“仁人之兵”，以及《孙子·谋攻篇》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等一系列理论来论证“我先圣昔贤论兵之第一要义，与克氏为异”。由此而“全国”、“破国”异趣，“心战”、“兵战”殊途。钱基博认为，德国兵家从腓特烈大帝、老毛奇到鲁登道夫、希特勒“途知用兵之利”，以歼灭战、闪电战、速决战等，致使“丁壮死于锋镝，老弱不得一饱”。而《孙子》则云“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强调仁义，这是中国文人谈兵的一个突出特点，其表现于从治兵到战争的整个过程，胡林翼曾言“兵事为儒学之至精”、“兵亦载道”，在民国，袁世凯、蔡锷等人的军事思想都在这一传统之中。再进一步，取此途径的研究还把谈兵上升为一种对人心人情的体会。钱基博引前人语解释“兵法”——“兵者人情而已”，“法者皆情变之极致”。 但是，此种“兵法”并不是现代军事理论的核心，现代军事学说是国家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大战略是政治与军事之间、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链条。克劳塞维茨成为现代军事的起点也在于此。因此，民国军事理论的主流是以蒋百里、杨杰等人所代表的以西方军事理论为核心的现代军事思想，在蒋百里的《国防论》中，与军事最密切相关的是现代组织、总动员等，即便是人心的问题也是涉及人民的自觉与自由，现代国家因素在其军事思想中起到关键作用。此后，随着马克思列宁军事理论的引入，又进一步从阶级理论、革命理论等方面开始重新阐述战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