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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中法战争和局大定的情况下，已经没有郑观应发挥作用的余地了，彭玉麟也不可能视南北洋大臣以及江苏巡抚的屡次敦促而不见，更不可能为了郑观应而得罪他们，所以趁此机会饬令郑观应回沪料理此前未完事务，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也并不能说明彭玉麟不够关照郑观应，实际上当郑观应深陷太古债务被拘在港之时，彭曾经代为筹款，郑观应有诗为证： 深感同人集巨资，为怜公冶困藩篱。竟辞高谊惊流俗，敢累群贤徇己私。一介自严存古道，二难愧附儆浇漓。（彭宫保筹资代余赔太古杨桂轩之累，余辞不受，人以二难见称）冰心自矢盟天日，杨震清廉是我师。（《郑观应集》（下），第1302页） 不仅如此，郑观应被拘在港的损失远远不止湘军总办营务处，他可能还失去了一次得到更高实职官位的宝贵机会，即郑观应在《致广肇公所董事书》所说的，左宗棠打算提拔他担任厦门道。如果左宗棠确有此安排，那么对于郑观应来说无疑痛失了一次很好的升官机会。 郑观应的仕途之路颇费周折显而易见，在这一点上，就连作为李鸿章心腹和洋务事业左右手的盛宣怀，同样也是相当波折，可以说照样是花了很大精力、等待了很长时间才最终获得实职。在功名的道路上，盛宣怀比郑观应好不了多少，并非进士也非举人出身，仅为秀才而已。但是盛宣怀父亲盛康的地位就比较高了，怎么也算清朝的中级官僚，官居浙江省杭嘉湖兵备道、按察使、皋台，在江浙官场具有很大的活动能量，而且与李鸿章也素有交情，在官场人脉方面盛宣怀无疑比郑观应更具家庭背景。盛宣怀到了27岁（即1870年）时，由父亲的老友杨宗濂举荐成为李鸿章的幕僚，由于盛宣怀为人确有才干，外加父亲盛康的关系又被李鸿章视为“世侄”，所以很快被委以重任，从事军需后勤，并开始涉足洋务。次年，盛宣怀奉父命开展直隶赈灾工作，此后获以道员补用并被赏加三品衔及花翎二品顶戴，时年28岁，真正开始踏上仕途。此后，盛宣怀愈来愈为李鸿章重用，办赈灾，办轮船招商局，办电报，无一不是晚清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即便是盛宣怀这样的才干、背景与受到的器重，也不足以使他容易得到朝廷实授官职，而是在李鸿章幕府磨砺了9年之后才最终获任天津河间兵备道实职，之后才豁然开朗，逐步升迁，最后官居邮传部尚书、邮传部大臣、内阁成员。关于实授之难，从盛宣怀致军机大臣张之万的禀帖中能够切实体会到，盛在禀帖中请求这个位居高位的“年伯”说： 父亲耄年需次，既展布之无从，复归田之愿阻。日盼侄得一官，稍十分快慰。闻去年秋傅相入都时，曾蒙年伯恩赐吹嘘，父子中心默慰。傅相初意，俟将商局收回妥帖，即予裁成。侄现拟三月内回津，求销差使。但缺眼非由外出，傅相曾再密言之。此次随办陵差，退食之暇，或与年伯密商位置，伏求鸿施格外，早赐成全，免使夜长梦多，为人捷足。草木有之，敢忘所自。恃爱呼吁，惶惑万分。手肃寸丹，专丁呈赍。（吴伦霓霞、王尔敏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连盛宣怀这样背景的人物想要得到一官半职，都要如此低身下气地求人，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再看郑观应老友王之春的经历，王出身文童，早年投笔从戎，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和彭玉麟处，深受彭玉麟器重与信任，同样磨砺多年，最后才好不容易捞到彭玉麟湘军营务处总办的官职，之后又历任琼州道、湖北布政使和四川布政使，此后擢升山西巡抚，之后相继调任安徽巡抚和广西巡抚，成为地方督抚大员。期间，在1895年，王之春还作为钦差大臣、头品顶戴的“出使俄国大臣”由上海乘船，千里迢迢赴俄国吊唁俄皇亚力山大三世逝世和庆贺尼古拉二世登位。在广西期间，因镇压起义，被传闻有“借法兵法款，以平内乱”的设想，激起了国内民众的“抗法”运动而被革职，后迁寓上海。1903年底，王之春遭爱国志士万福华刺杀未遂，黄兴、章士钊等牵连入狱，轰动一时。事后，王之春回乡静居，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淡出。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从盛宣怀和王之春的仕途经历来看，他们与郑观应一样入仕做官并非出身“正途”，对于他们来说，在漫漫官途中最难跨出的一步就是获得实授官职。前二人在获得实授官职之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升迁，对于官场规则的理解远胜于郑观应，特别是盛宣怀有着深厚的官场人脉，王之春也有彭玉麟的鼎力支持，且拥有军功、深谙官场之道，所以盛宣怀由李鸿章幕升任天津河间兵备道，王之春由总办湘军营务处升迁琼州道，这些都是郑观应无法相比的。郑观应“商而优则仕”，系半路出家，与官场素无渊源，等到好不容易由彭玉麟奏调入粤，担任总办湘军营务处，又恰逢织布局和太古洋行债务缠身，最后竟为太古债务拘留香港，而痛失大好局面，最终导致郑观应第一次为官生涯过早的夭折，可谓运势不佳、功败垂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