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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郑观应的第二次为官经历，时间竟然比第一次要短得多，仅五月有余。1903年，随着王之春调任广西巡抚，时年已经62岁“高龄”的郑观应又一次离开商界，义无反顾地向盛宣怀力辞招商局职务，再次踏入官场，应王之春奏调离沪赴桂，先是奉命赴港、澳、穗三地稽查私贩军械，而后署理左江道统带三江缉捕镇压会党，在广西为官期间，郑观应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和效率，成绩斐然。 郑观应在广西为官期间，造福一方，不但多次剿灭乱匪，还举办新式学堂、设立巡警，得以实践其维新思想，受到了广大乡绅的拥戴。但旋即因王之春广西巡抚职被革而去职，仅任左江道四十天，郑观应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为官生涯就这样草草收场。而且，因广西左、右江水旱成灾，在郑观应赴桂之初，“除函致广东善堂劝募义捐外”，还“现变产业凑成库平银壹万两，充作广西赈抚之用”，换来了“交军机处存记”。郑此番自掏白银万两贡献朝廷，最终仅换来了清廷一纸空头表扬，也不可谓不让人心寒。 晚清时期，知府、道台一级的实职对于很多候补官员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有人终其一生也没有跨上这层台阶，《清史稿》中曾为谢家福列传，最后写道“家福历保至直隶州知州，卒不仕”。在这方面无疑郑观应比谢家福情况稍许好些，毕竟两次获得实职，但也仅此而已，很难如盛宣怀、王之春等人一样跨过这些台阶，获得更高的官位。相对于在商界的游刃有余，尽管郑观应在为官之时有所政绩，但绝对算不上一个成功的官员，仕途对于郑观应来说，并不如从商一样能够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和很高的地位，也不如著书立说能够使得他声名远播，官场的艰险他还远未能够有机会直接面对和真正体会。盛宣怀与郑观应，加上王之春等三人，从某种程度上在晚清众多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士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三个人都没有获得功名，即走上所谓的通过科举而仕途的“正途”，盛宣怀、郑观应通过赈灾和捐纳获得候补官衔，王之春弃学从军获得军功，三人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官场人脉以及对官场规则理解，最终都获得了任用，但仕途之路却有天渊之别。而对于一般士绅来说，即便是通过科举获得了功名，但若既无过硬的家庭背景，又无良好的官场人脉，能够出头者也是百难有一，更不用说那些通过捐纳获得功名和虚衔的跨界绅商了。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清代的选官制度多沿用明制，选官职责向来分属吏部和兵部，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遇有官员出缺，按照候补批次铨选，最终决定官衔实授何人，是为铨法，而大选行于双月，急选行于单月。在清前期，入仕做官有正、异二途。正途为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进士和举人以及五贡，异途为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人以及吏员，嘉、道以后又有保举、劳绩、军功、恩荫、捐输投效等途径。这些人按照比例、捐纳名目、时间先后、人数分为不同的班次，如遇出缺，则轮班按次铨选，然后通过掣笺、分发、六部九卿验看等程序，最终才能获得官衔实授，仅正常程序就异常繁琐耗时。有清一代，特别是咸、同以后，捐纳名目众多、泛滥成灾，同时由于国穷民穷，捐纳所需银两数也大为下降，于是通过捐纳获取候补官员资格的人数更加庞杂，而出缺官位少之又少，一般候补若非有后台或者贿赂上下、打点四方则很难轮到实授，所以出现了此班未尽，而后班又至的现象，最终导致了班班未尽越积越多的情况(参阅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