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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丝绸之路”密切相连而又超越“丝绸之路”的中俄（苏）文化交流 在“上海五国”—— 上海合作组织进程启动之前，中国与俄罗斯（苏联）的文化交流与“丝绸之路”密切相连，但又不限于“丝绸之路”的地域范畴，其历史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3世纪初至16世纪。1236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入侵罗斯，一直远征至东欧，建立了横跨欧亚的“金帐汗国”，统治着罗斯和西伯利亚西部的广大地域。不久后，蒙古大汗忽必烈称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元朝。这样，中俄便都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使中俄文化在蒙古帝国范围内开始交流。第二阶段从16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俄罗斯建立起统一的专制国家，中俄之间开始了正式的官方交往。俄罗斯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向近代文化的过渡，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中俄两大文化圈遥相呼应，双方之间的交流贯穿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等各个领域。第三阶段从苏联建国至苏联解体。由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壮大，中国先进分子寻求救国真理的重点从关注欧美列强转向学习苏俄。新中国建立后，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极大地促进了中苏两大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此后虽有若干次曲折，但中俄之间的文化亲近感已深入两国民众心中。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俄人民之间的交往始于蒙古统治时期。在《元史》中记载，当时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士兵来华并驻守元大都（今北京）。 几乎在这同时，也有众多汉族工匠、艺人和书吏随蒙古大军来到了俄罗斯。 据记载，当时随他们传入俄罗斯的中国茶叶、器物和服饰均受到上层人士的喜爱。 然而，直到1567年， 中国封建王朝与俄罗斯帝国之间才有了正式交往。当年哥萨克首领雅雷舍夫到访北京，回去后向伊凡雷帝报告了在中国的见闻。1618年（明朝万历年间），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伊凡·裴特林于当年5月9日出发，途经大青山、呼和浩特、张家口，抵达北京。他在次年春季返回托木斯克，后至莫斯科向沙皇呈交了万历皇帝的国书和一幅中国地图。及至清初，沙皇于1654年派遣以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为首的使团来华，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抵达北京。四年后，沙皇又派遣使臣伊凡·别尔菲利耶夫到达北京。两次访问都带回顺治皇帝的文书。康熙在位期间，俄国使臣频繁来华。康熙十四年（1675年），尼古拉·米列斯库率团来华，受康熙四次接见。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伊兹迈罗夫受命来华，受到康熙六次接见。同时，中国官员也多次访问俄罗斯。当时中俄使臣来往频繁的主要原因是俄国哥萨克不断向东扩张，严重威胁中国边陲的安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通过谈判签订了第一个官方条约《尼布楚条约》，划定了疆界并确定了相关通商事务。此后，双方统治者都意识到了解对方的重要性，开始积极推动两国的文化交往，努力学习对方的语言和研究对方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使臣内阁侍读图理琛出使俄国，三年后回国。他撰写了《异域录》一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旅俄游记，记载了俄国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内容丰富，后编入《四库全书》，对中国人了解俄罗斯发挥了重要作用。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该条约为双方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在此前后，俄政府日益重视培养对华交流的人才，派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并积极支持对中国进行全面研究。 同时，清政府也设立了俄罗斯馆和俄文馆，接受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和留学生来华学习汉、满文，并培养中国的俄语人才。19世纪中叶，已有中国人自费前往俄国留学。到1896年，清政府向俄国送出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此后赴俄的官费和自费留学生日益增加。通过互相学习对方语言，了解对方国情，俄罗斯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和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开始起步。从18世纪中期开始，俄国学者便开始翻译中国文学名著和哲学、历史典籍，如《赵氏孤儿》等。俄罗斯各地建立了一批“汉学”（“中国学”）研究机构，研究范围涵盖哲学、历史、宗教、民族、文学、民间风俗、中医、考古、工艺美术、音乐等方方面面，出现了一批“汉学”专家，推出了一批专著。如著名汉学家尼·雅·比丘林在1840-1848年间就连续推出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专著：《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中华帝国祥志》《中国民情与风尚》，在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联当代学者甚至称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汉学研究为“比丘林时代”。 作为比丘林的好友，普希金在《奥涅金》手稿中采用了孔子的论述，显然受到了这些著作的影响。列夫·托尔斯泰则对中国的“道”文化进行了研究，并将其引入俄罗斯精神之域。 相对而言，中国的俄罗斯文化研究起步比较晚，到20世纪初才开始形成势头，其直接的动因便是俄国的革命高潮和苏联的建立。1905年后俄国革命高潮迭起，到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引进、宣传并推广俄苏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李大钊欢呼：“俄国革命之成功，即俄国青年之胜利！亦即俄国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 瞿秋白宣称：“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是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反帝起义和反帝战争的中心。” 鲁迅将俄罗斯文化称为“伟大肥沃的‘黑土’”，从中孕育出了“变革”、“战斗”和“成功”。 从上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的文章、书籍。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中国国内翻译出版了列宁著作30多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又翻译出版了列宁著作40余部。 抗战时期，延安的马列学院组织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在此期间，许多翻译成中文的俄苏文学作品激励着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民族斗志。“到莫斯科去”，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向往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在这一时期到苏联学习和工作，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张闻天、杨尚昆、任弼时等。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也纷纷造访苏联，如戈公振、邹韬奋、戈宝权、郭沫若、茅盾、胡愈之等。同时，苏联方面也派出许多专家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和指导中国革命，如维金斯基、越飞、马林、鲍罗廷、加拉罕、加伦、米夫、罗明那兹等。中苏两国的文化界名流在推动双方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鲁迅、瞿秋白、周作人、曹靖华、耿济之、特列季亚科夫、A·A·伊凡诺夫、王希礼、卡尔曼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与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相适应，和苏联的文化交流一度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往的重点。在上世纪50年代，无论是苏联的政治理论和文学作品，还是苏联的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等，中国均加以引进和吸收，以致中国文化中的苏联元素处处可见，有学者认为当时形成了“唯俄国文化是从的大势”。 大批中国留学生去苏联学习和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促进了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的苏联—俄罗斯文化热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但也因其大范围的推广而具有普及性和群众性，如当时出现在中国出版界的“俄罗斯作品翻译热”、在文学界的“苏维埃英雄情结”、在中国老百姓中的“苏联歌曲热”等等。同时，与以前汉学—中国学研究局限于学者圈内不同，当时苏联也出现了中国文化热，并对一般民众产生了影响。此后，虽然经历了中苏关系恶化和“文革”的冲击，但两国文化交流曾取得的这些丰硕成果始终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因为“文化就像一个绵延不断的河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正因为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及前苏联国家的文化交流能够迅速恢复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