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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界日益关注古代祭祀文化议题，五岳之祀亦在其中。目前与五岳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或限于断代，或限于一山，故视五岳为整体并对它们进行长时段、系统性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笔者尝试对五岳祭祀做出通代考察，希望总结归纳出古代五岳祭祀演变之大势，并揭示其思想动力。 先秦时期的古人认为山川能主宰水旱，关系国计民生乃至国君命运，故分封立国一般都要依托名山大川，此即“国必依山川”。如周王分封鲁国时就有“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诸侯国内部分封也会划定山川，如鲁国季孙氏欲以桃邑换孟孙氏之成邑，孟孙氏成邑守便“辞以无山”。正是在“国必依山川”这一共识基础上，“四岳”、“五岳”观念逐渐流行并定名定址。秦汉一统之前，周氏失驭，五岳四渎难享天子之祀，多作为各国地望享祭，其中泰山、黄河又被视作“天下之望”。 秦始皇虽建立了全国山川祭祀制度，但他将秦地山水秩次与东方传统名山大川并列，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进入西汉，随着儒家经典成为朝廷制礼原则，汉朝于神爵元年确立了五岳尊于众山的祭祀地位，此后五岳相关礼制日益完善，五岳元素也逐渐融入汉朝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东汉改革五岳祭祀制度，将原来的中央遣使致祭改为由各地长官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五岳变成了地方祠祀。《风俗通义》载：“太守洁斋，亲自执事，作脯广一尺，长五寸。既祀讫，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朐，太守拜章，县次驿马，传送雒阳。”传送祭脯行为表明只有天子才能独享五岳祭祀带来的福祉，长吏只不过是在代其行使祭祀权力而已。鉴于五岳在王朝祭祀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东汉经学家们多将其视为仅次于天地宗庙、与日月社稷并列的“中祀”。知名汉碑《封龙山颂》把河北地方小山鼓吹为“北岳之英援”，这暗示着汉代以五岳为首的山川秩次已深入人心。不唯如此，《申鉴》言：“民事未定，郡祀有阙，不为尤矣。必也举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岳、四渎。”这表明，东汉已把岳渎当作地方祠祀之首。 魏晋以降，北族纷纷入主中原，战乱频仍之际，诸少数民族政权为塑造正统形象，对中原名山大川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例如，前赵刘氏先后以霍太山、终南山为国之镇山；北魏初期在平城附近立五岳四渎庙。随着北魏占领黄河流域和孝文帝迁洛，北朝获得的五岳四渎数量远超过南朝，其岳渎布局更接近理想的统一状态。相比之下，南朝疆域日渐局促，所据岳渎寥寥无几。南朝刘宋初年曾有封禅泰山之议，但青齐地区不久落入北魏，自此“岱宗牢落，天步艰难”，南朝失去了封禅资源。与此类似，刘裕北伐关中时曾至河洛，他急欲依五岳塑造天命，传言他在“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萧齐代宋时又在嵩山附近制造天降玉玺之兆，可惜此后嵩山稳在北朝境内，再也没有为南朝提供任何庇佑与祥瑞。后来梁武帝制礼作乐，曾令“郡国有五岳者，置宰祀三人……皆以孟春仲冬祀之”。这是自司马氏南迁后两百年里，南朝首次正式恢复五岳四渎山川礼。然而，当时的南朝于五岳四渎仅有南岳霍山及长江，而北朝竟常以奄有诸岳为辞来彰显正统所在。例如，针对南朝士人鼓吹的“正朔相承，当在江左”，北魏朝臣立刻以“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来反击。北逃的崔僧渊在拒绝南归的信中写道，北魏在“河洛之间”，“地兼四岳”，表达了他对北朝正统的认可。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北方统一，北魏确立了较为完备的祭祀体系。太延元年（435）太武帝下令“立庙于恒岳、华、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币”。五岳祭祀由中央遣官、刺史偕同，似是杂糅两汉制度；祭祀时间多在春秋二仲，此是中古之风气；“侍祀”人员中可能有道教徒，这又是北朝特色。后世五岳祭祀变革多围绕这些内容展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