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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国祚虽短，但它充分利用前朝礼制及思想资源，在五岳祭祀上有诸多创新。北周以五岳配五郊，各自按迎气日受享，五岳本身的五行内涵得以突出。隋代承此确立了五郊迎气日分祭五岳之制，这与汉代以来五岳一岁数祠不同。同时，隋代还一反自汉代始即以霍山为南岳的做法而以江南衡山为南岳。此两点乃隋代五岳祭祀之最重要创新，它们皆为后世所继承。此外，隋代还确立了五岳之辅五镇山制度以及以岳镇海渎、名山大川为首的祈雨制度。隋代的这些创新都离不开东汉以降的经学思想，尤其是郑玄经学。例如，受郑玄五精帝理念驱动，北周扩充五郊之祀，进而产生了五郊迎气日祭五岳之结果。汉代以降诸朝皆以霍山为南岳，但以郑玄为代表，经学内部一直保留着江南衡山为南岳之说。郑注《周礼》“大宗伯”言五岳有“南曰衡山”，注“大司乐”言“衡在荆州”。西魏北周政治文化特重《周礼》，以郑注三礼为宗，故能异于北齐、南朝，在西北一隅独主衡山为南岳，隋代统一天下遂承之而制礼。 唐宋五岳祭祀大体沿用隋礼，其创新之处亦有两项，即五岳加封帝王与立五岳真君祠，后者涉及道教与五岳祭祀关系，尤其值得关注。开元十九年玄宗诏令五岳立道教真君祠，这标志着唐朝对北朝以来正礼与道教双轨供奉五岳的认可。宋代承唐代真君祠系统，五岳道场化更加深入，五岳正庙不惟与真君祠并行享祀，其本身也成为内使、道士斋醮之处。宋代五岳祭祀道教化的高潮是开封五岳观的建立，在该观中，朝廷正礼所祭五岳帝王完全被当作了道教神祇。随着五岳之神帝王名位的稳固以及五岳与道教的充分融合，各地的五岳信仰获得较大发展。至宋代，东岳行祠已遍布全国各地乃至边疆地区，其他几岳行祠也渐次发轫。 伴随着皇权专制主义的发展以及儒学中理性鬼神观的传播，明朝对五岳祭祀制度做了相关改动。明太祖去除了岳渎神祇的爵号，把五岳祭祀时间改为春秋二仲一年两祠。此外，在理学家鼓吹的“坛”祭山川影响下，他还于京城特立以五岳为首的山川坛。除去爵号使五岳神祇的神秘色彩顿失；春秋致祭岳渎缩小了它们与一般小祀的差别；皇帝在京师立山川坛貌似是对岳渎的重视，却相对减少了对各地岳庙的关注。总之，明初的这些举措让唐宋以来繁盛的五岳祭祀活动开始趋于平静，当然这也显示出皇权对山川神祇的依赖正在减弱。另一纵跨明清两朝的变化是北岳的变动。自汉代起，经学中就有“岳随都定”的解经思维，即天子应居天下之中，五岳可随都城变动而改置，但统治者出于对儒家经典所言上古五岳的尊重，此说一直未能实践。明成祖迁都北京，北岳恒山反在其南，于是山西浑源北岳说大行其道，朝野移祀北岳至浑源的提议甚嚣尘上，清初最终完成了北岳变更。其间虽然有众多饱学之士不断引经据典论证河北恒山为正宗北岳，但明清官方更为注重的是如何实现“岳随都定”。北岳移祀事件从侧面反映出皇权与五岳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皇帝由此前对五岳神祇的尊崇甚至迷信逐渐变得凌驾其上。 综上，经过多角度综合考察，可以概括出古代五岳祭祀演变的主要脉络：两汉与隋代是五岳祭祀制度的建设期，是五岳祭祀发展的关键时代；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五岳观念得以传承，诸政权皆重视五岳之祀，故此时段可视为隋唐重建五岳祭祀的准备期；唐宋两朝五岳真君祠的影响越来越大，可算作五岳祭祀的道教化时代。与此相对，明清时期五岳神祇被去魅，不再享有爵号，皇帝也不再热衷五岳祭祀，是五岳祭祀的衰落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