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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栓红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 云冈文化研究中心 037009 摘要:佛教东传的过程中不断调适,逐渐中国化。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作为早期佛教东传的重要遗迹,其造像模式既有丝路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北魏汉化、封建化过程对佛教的吸收、理解的时代特点。云冈石窟造像逐渐形成“笑—慈善”的表情模式、乐舞献佛的表演模式和雅丽至正的礼仪模式。云冈石窟造像模式是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结合,是儒佛文化交融的产物,是北魏历史时代信息的艺术表达。 关键词:云冈石窟;佛教;造像模式;多元文化 作者简介:彭栓红(1978——)山西怀仁人,博士,副教授,硕导,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主任,云冈文化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民俗学。本文受2014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走向民间世俗的云冈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14339)资助;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751017)资助。 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南下扩张建立北魏王朝逐渐封建化,并向西拓展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北魏首都平城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皇家工程,气势恢宏,体现鲜卑族的文化取向,也是北魏气象的历史见证。云冈石窟作为佛教圣地,是早期佛教东传的重要遗迹,对于研究佛教中国化意义非凡。其造像模式以佛教信仰为旨归,民族文化多元并存,中西交汇,神圣与世俗兼容,其开窟造像的过程中不管是龛窟,还是佛像本身,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一种范式,影响了高平羊头山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佛教石窟艺术。以往学者注意到从龛窟造型、柱形、装饰、造像服饰等方面论述云冈模式的影响,也涉及文化多元性,但是对云冈模式的提炼、概括,大多模糊混杂,鲜有清晰表述。姑且不论龛窟模式,单就造像本身,笔者认为云冈石窟造像形成了“笑—慈善”的表情模式、乐舞献佛的表演模式和雅丽至正的礼仪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对北魏及后世佛教造像产生深远影响。 一、“笑—慈善”的表情模式 佛教造像在体现宗教的神圣性时,还承担着宣传教义的作用。慈悲为怀,心生善念,是佛教最基本的教义。云冈石窟造像笑意频现,无疑是佛教对世俗人间释放善意、体现悲悯情怀、传道布教的最佳方式。 云冈石窟造像“笑—慈善”模式中笑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有大佛、菩萨,还有供养人、小沙弥。笑的形态多样化,有露齿笑,有不露齿笑;有眼角含笑,有面部含笑,甚至还有笑酒窝等。如第20窟露天大佛威严自信,不露齿,面含笑意,充满慈善。第8窟后室南壁明窗西侧高2.22米云冈唯一的露齿微笑供养菩萨,微笑而露齿,面含酒窝。第6窟中心塔柱上层东面左侧菩萨嘴、眼含笑。第7窟后室南壁窟门上方胡跪状“六美人”供养人面带欢喜之色。第7窟明窗西壁树下僧衣裹头的坐禅比丘嘴角含笑。第18窟主佛东侧的佛弟子嘴角上翘露出笑意。第19窟南壁微眯双眼的剃发小沙弥憨态可爱,笑容谦和。第19窟南壁内心欢喜的罗睺罗的微笑。这些云冈石窟北魏造像的“笑”丰富而不做作,是由内而外的呈现,在石窟造像史上是一大亮点。 云冈石窟造像“笑—慈善”模式也影响到北魏、西魏其他地区。北魏洛阳石窟宾阳中洞正壁主尊结跏趺坐的释迦牟尼佛微露笑意。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有许多微笑的佛像,如第133窟第九龛右壁被誉为“东方微笑”的不足1米的居于佛左侧身躯前倾的北魏泥塑小沙弥造像,第127窟的那尊具有世俗笑容的西魏佛像,第44窟正壁内一尊高1.6米的露出安详神秘笑的被誉为“东方蒙娜丽莎”的西魏佛造像。北魏不同地域均出现笑佛,从北魏不断强大、南下西出的扩张进程看,一定程度上是鲜卑族自强自信发展在石窟造像的表情体现,也是北魏政治开放包容的体现。 云冈石窟造像“笑—慈善”模式还影响到东魏、北齐造像,乃至唐宋。北魏佛教造像的笑的形态生动丰富,有世俗生活的影子。而东魏、北齐造像充满笑意的脸部特征呈现出一种静穆柔和之气,很多北齐造像眼帘下垂,双眼似睁未睁,嘴角含笑意,笑意略显深奥静穆。以致唐宋佛造像的笑意,基本仍是北魏造像“笑”的宗教文化和世俗生活、政治隐喻的延续,如河南龙门石窟也有庄严喜悦的唐代卢舍那大佛,资中东岩2号窟南宋拈花一笑释迦佛。但唐宋造像佛的笑意略显凝重僵硬,不似北魏的自然、丰富,少变化。 为何云冈石窟能形成“笑—慈善”模式? 云冈石窟造像“笑—慈善”模式背后是民众超脱现实苦难的心理、世俗生活笑状与佛教普度众生之善、成佛悟道的喜庆、佛国世界美好的宗教表达相一致,与北魏独特的政治历史、社会特征相表里。 北魏盛行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讲究慈航普度,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北魏一朝开疆拓土多用兵征战,再加上政治内斗、六镇起义、异族威胁等,个体命运在动荡的社会面前倍感渺小,宗教的求吉祈望、超脱现实苦难烦恼,成为民众的渴望。这样的时代、宗教文化使得石窟造像可以通过“笑—慈善”的表情来传递佛教亲近民众、普渡众生的理念。北魏统治者也要通过石窟造像达到服务政治,更好地统治人民的目的。 北魏僧徒信众相信坐禅成佛,云冈及其周边还出现大量禅窟。坐禅悟道是成佛的一种途径,坐禅需要一种平和、静谧、安详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心境,唯有超脱世俗,善待一切,沉心净性,才能更好地参禅。《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等更对坐禅提出具体要求。这一内在的“思维修”外化为坐禅者充满慈善、面含笑意、宗教解脱的表情特征,自然会在造像中体现。尤其像树下思维比丘像,似乎有一种进入禅定领略佛意的愉悦超脱感。从这一角度看,云冈石窟造像的“笑”有了“捏花一笑”悟道的意蕴。对于普通信众,任世事变迁,心静如水,弃嗔怒怨,绝恶向善,包容一切的静禅之理念,也是对付乱世的一种手段;民众信佛供佛以增福报,更是对来世美好生活的一次“投资”。此外,“子贵母死”等游牧文化对汉族封建伦理文化的冲击,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思想观念的大碰撞所造成的人的价值解体,使得石窟造像“笑—慈善”的宗教选择实质上是魏晋南北朝思想解放、人的价值观重构的折射,也是北魏重视儒学,崇孝尚佛追求的诠释。因而云冈石窟“笑—慈善”的表情不仅在佛、菩萨造像有体现,而且直达信仰底层的比丘、供养人造像也有体现。 云冈石窟造像在表现宗教神圣庄严的同时,没有后世表现因果轮回、犯戒堕入地狱的恐怖情景画面,而较多展现佛菩萨面带笑容,满脸慈祥,展现佛国世界仙乐缥缈的自由美好,成佛悟道的超脱与喜悦。这种“笑—慈善”模式的造像特征有利于信众观像感悟,因像结缘,顺应了中国佛教在早期侧重宣传,扩大信众的要求,也迎合了民众信佛获福报的世俗心理。王天銮《岩 时 空:云冈石窟空间艺术》也指出云冈石窟雕塑喜庆与宗教并存的特点,“在构建方面虽然处处体现着东方的哲学观和审美观,阴阳平衡,喜庆豁达,和谐对称,但却时时追求佛教的精神与境界”[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