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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乐舞献佛的表演模式 古代中国汉族重视礼乐文化,北方少数民族重视乐舞娱乐文化,佛教传教重视天乐娱佛,这三者的结合使得云冈石窟乐舞文化极其丰富,具有文化的多样性。云冈石窟乐舞形象主要是飞天、伎乐。 从内容上,云冈石窟造像乐舞献佛表演模式可以划分为四类:一是觉悟成佛的喜庆模式,二是神圣暗示模式,三是供养佛模式,四是天国净土的自由欢乐模式。如第12窟(音乐窟)前室多处雕有舞蹈场面和乐伎,表达乐舞庆祝佛成道,宏伟壮丽。第6窟中心塔柱太子骑象、入城、七步莲花故事中,太子造像都有持曲颈琵琶、笛子的天人乐伎,这是为突出太子的神圣性,也是民间“命由天定”的思想体现。第6窟东壁南侧“出游四门”故事中太子左上方,马前总有一个徒手、臂缠飘带的飞天或屈腿或扭腰呈飞舞状,似乎象征天意导引,又似为太子决定出行的庆贺。第6窟东壁北侧下层“太子射艺”出现的飞天是太子射艺超凡、神奇化的暗示。佛、菩萨两侧或头光中的飞天或持乐或舞蹈,多是表达乐舞供养佛。敦煌、云冈、龙门石窟都有裸上身飞天形象。这种裸身飞天在《妙法莲华经?譬喻品第三》有记载,说是四部众见舍利弗领悟佛意在佛前受记,心生欢喜,各各脱身上衣,以供养佛。云冈窟顶莲花、飞天大多表现天国净土的自由欢乐。 从表演审美上,云冈石窟无论飞天、还是乐伎,都有一定的表演性,其背后往往有献佛表意的宗教神圣性。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西域乃至印度等民族也多善乐舞。当然汉族也有乐舞,但汉族是一种礼乐舞的结合。少数民族乃至西域、印度乐舞,往往动作夸张、肢体暴露、风格粗犷豪放,身体扭做S形,与汉族讲究伦理礼仪规范的内敛舞蹈风格迥异。云冈飞天乐伎乐舞艺术,早期受鲜卑文化、西域文化、印度文化影响,造像显得古朴、力度、健硕,身体V字形,略显笨拙僵硬,到后期受汉代袖舞、南北朝“褒衣博带”的影响,呈现飘逸、柔和、灵动、清瘦之态,就显得柔美而有变化。云冈石窟造像这种前后期审美风格的变化,既有异域风格影响,也有游牧民族崇尚“力”、率真自然的表现,还有北魏封建化过程中主动趋于礼仪、汉化的自我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调适能力的体现。 云冈造像乐舞献佛或古朴刚健,或灵动柔美,体现出文武融合,刚柔相济的特征,这既是胡汉文化交融、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融合的体现,也有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展现了鲜卑拓跋氏统治下北魏的时代特征。 从乐舞来源上,既有中西文化交流的元素,也有吸收宫廷、民间乐舞文化的元素。第12窟(音乐窟)前后室乐舞人数众多,可以管窥宫廷乐队,中原汉族的琴或筝、排箫、阮咸、笙箫、钟磬等与西域的腰鼓、琵琶、箜篌、筚篥、铜钹、齐鼓、五弦等共存。云冈石窟舞蹈的翻腕动作、步伐踢腿动作,一定程度上受民间武术、秧歌等文化的影响。第8窟、第9窟、第12窟前室门楣上部、北壁中部、明窗上都有胸前挂鼓的伎乐,有学者认为胸前挂鼓造像与山西民间花鼓舞相似。[2] 云冈石窟造像大量乐舞献佛现象,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是早期戏剧、表演元素融入云冈石窟造像,使得云冈石窟造像有着鲜明的世俗、历史、时代的影子。从戏剧的发展演变来看,汉代百戏盛行,民间角抵戏以《东海黄公》为代表有了表演性,到南北朝时百戏杂技继续兴盛,这一时期还出现歌舞与表演结合的歌舞戏,如《拔头》《代面》《踏摇娘》。百戏、角抵戏、歌舞戏的表演娱乐活动,成为云冈造像的文化生态之一。云冈石窟造像乐舞表演造型常成对跳跃、飞翔、演奏表演,有的甚至似做武术打斗动作。第38窟北壁下层有浮雕橦倒伎乐图。北朝杂技表演对艺人力量、柔韧性、空中表演性的要求等,对云冈石窟飞天舞蹈动作无疑也具有启发性。 二是乐舞娱神宗教传统的影响。《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广乐》八段歌词涉及祈求丰收、祖先崇拜,就有了歌舞娱神的功能。汉代乐舞也有娱神的功能[3]。乐舞娱神常作为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发展中也有乐舞娱佛文化,“印度一直有在佛前跳舞以供养佛的习俗”[4]。佛教文化中尽管有禁欲的内涵,但无论是佛教的佛、菩萨,还是道教的仙,其宗教文化都不约而同地有乐舞庆贺成佛成仙的喜庆场面,展现圣境天乐、天籁的美妙,以及乐舞供养的宗教内涵。汉代《西京赋》有女娥长歌、洪涯作舞的总会仙倡的歌舞戏,傅玄《正都赋》有东父、西母出现的总会仙倡。佛教宗教活动借助乐舞吸引民众,扩大宣传。《洛阳伽蓝记》卷一、卷三记载四月八前后行像有百戏,四月八日有百戏、伎乐。卷一“城内”景乐寺“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廖亮”[5],异端奇术等。周佩妮指出:“南北朝时,中国北方地区已盛行佛教乐舞表演活动。”[6] 北朝巫傩之风也很盛。《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472年)诏书透露出北魏历史上存在民间祭孔用巫的现象。[7]《荆楚岁时记》载:腊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8]北魏岁末傩仪,鼓角齐鸣,有以武驱疫之展演。北齐傩仪多击鼓吹乐驱疫表演。这些宗教活动、民间仪式上的歌舞乐活动,也渗透到乐器、舞蹈造像中。 三是乐舞娱乐世俗生活文化源远流长。乐舞娱乐是古代乐舞与宴席文化结合,汉族礼乐传统、南北朝贵族、士大夫喜好家伎和北方民族热衷歌舞习俗的反映。南北朝权贵、士大夫有蓄养家伎之风。《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载北魏高阳王元雍有歌舞家妓五百,有“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9]。《北史》载北朝夏侯道迁“妓妾十余,常自娱乐”[10]。此外,这一时期女子音乐教育也成为时尚。有学者指出:南北朝时“女子接受音乐教育的渠道与途径较多,包括家庭教育、乐坊教育、官学教育等”。[11]琵琶、箜篌等胡乐在北朝盛行。云冈石窟造像乐舞造型最多、最令人难忘的,也恰是柔美的女性飞天、乐伎。 总之,中外石窟艺术中都存在乐舞献佛,而云冈石窟乐舞造像模式在传承中,多了一分开放包容,具有多元文化特征,同时不乏本土化、中国化的时代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