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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北京路南越王宫博物馆一带，被称为“岭南两千年中心地”。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发掘，发现了历朝历代的文化层堆积，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南越王宫和南汉国宫殿遗址。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洪曾参与南越王宫、南汉王宫以及南汉康、德二陵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近年来，他不断搜集与思考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的相关资料，对于南汉国历史、考古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说过，在基建考古中，考古工作者应首先研究规律，发掘一个点，要保护一大片。南越王宫博物馆所在区域有幸被考古工作者发掘研究，但其他区域还有大面积的文化遗存长埋地下。关于南汉国时期的王宫和建筑，您发现了哪些规律？ 全洪：南汉王宫那时位于广州城北部，而今天的南越王宫博物馆区域是王宫的核心区域，也是皇城所在地。这里有历代的重要堆积，人们较为熟知的是秦代造船、南越国宫城的“曲流石渠”人工园林遗址，这里还发掘过明清广东布政司遗址，西北即是从民国时期一直到现在的广东省财政厅。南汉王宫的核心区域就集中分布在这一区域，这也是将此地称为“岭南两千年中心地”的原因。 200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当今南越王宫博物馆所在位置（原广州儿童公园）进行发掘，清理出南汉宫殿一、二、三号基址和池苑遗迹，还出土了大量遗物。一、三号宫殿遗址已做了保护性回填，二号宫殿遗址在现场原址展示。发掘出土的砖、石、瓦等大部分文物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构成博物馆“步入南汉兴王府”展示的重要内容。 二号宫殿是一组以多进殿堂、庭院和回廊组成的大型建筑群落，但目前考古发掘仅仅揭示了其东半部。从已揭露的遗迹来看，南汉王宫位于广州城（南汉时称兴王府）的北部。2007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长塘街和文德路之间发现了南汉时期的城墙，因为城墙遗迹距离王宫不远，并且城墙结构以及散水建造精美考究，可以推断其为南汉皇城东墙墙体。从多年考古发掘情况看，南汉王宫建筑主体向西延伸至北京路以西。因考古发掘所限，我们并不能很清楚地知道南汉王宫的具体范围，但可以肯定，以北京路为中心的中山四路、中山五路，东到文德路，西到大小马站，南到今青年文化宫的区域大概就是南汉王城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要还原南汉王宫的饮食起居，结合历史文献，我们能看到怎样的场景？ 全洪：南汉时期，广州城内的建筑结构仍以简单的竹木居多，相对而言，南汉王宫发掘出了大型建筑构件，其桑墩之大在我国建筑史上比较少见。比如我们发掘的南汉王宫中的十六狮子柱础，外径达到1米，柱径达0.6米，其宫殿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文献所见的宫殿有昭阳殿、万政殿、乾和殿、文德殿、集贤殿，以及列圣宫、龙德宫等。 在宫中除了有规模宏大的宫殿，还有赏心悦目的池苑。池苑中有假山、水井，并种植荔枝等植物。当然，南汉皇室还在广州城周边建设离宫别苑，如广州城东的甘泉苑，城西的芳华苑、药州等园囿，还有在珠江南岸小谷围发掘的“昌华苑”遗址、芳村“大通烟雨”遗址，以及文献中流传的“郊坛”、刘王殿、刘王廪等遗址。如今位于广州市教育路的药州遗址，还有藏于广州博物馆刻有“芳华苑专用”的铁花盆等，都是那时建设离宫别苑的物证。 在某种程度上，考古发掘印证了文献的记载。宫殿奢华之风显示出其拥有大量财富。这些财富很大程度是基于南汉海外贸易发达。海外贸易影响了宫廷的日常生活。南汉王宫曾出土玻璃、波斯蓝釉大瓶碎片等海外舶来品。可见，海外舶来品是南汉王宫的珍藏。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岭南地区发现了不少南汉时期的佛教遗迹，您如何看待南汉王室的信仰？ 全洪：南汉王室崇信佛教在文献、碑刻以及遗物中都有丰富资料反映。但是与五代十国大多数王朝一样，南汉王室的信仰较复杂，既有文献记载较多的佛教，又有传统的道教。对于地方神明，南汉王室也出于统治需要，进行了各种册封。 当然，最为明显的是南汉王室的佛教信仰，南汉王室与僧如敏、僧文偃及后来的诸位僧人均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南汉曾应天上二十八宿之数，在广州城的四个方位各建七间佛寺，合称“南汉二十八寺”。在上述的各种宫殿园囿中也有佛寺，成为南汉的皇家寺院。比如，距离南汉王宫不远的大佛寺，其前身是南汉兴建北七寺之一的新藏寺。 此外，南汉时期还很可能有僧人赴印度求法。19世纪80年代，在英国考古学家于印度菩提伽耶发掘的五块碑刻中，有一块是“大汉国僧志义”等僧人建造，法国学者沙畹判断其为五代后汉时期（950）的碑刻。20世纪50年国内有学者认为，该碑刻为南汉时期的可能性更大。我经过搜集材料，分析南汉国主崇信佛教，又得地利之便，认为南汉国僧侣沿用自唐代已经成熟的海路到印度礼佛，在菩提伽耶留下碑刻。 《中国社会科学报》：说起南汉国就不得不提唐代设立的市舶使。请您介绍一下南汉国时期对外贸易的情况。在南汉王宫遗址中有哪些域外元素？ 全洪：实际上，南汉在立国前后就已经控制了海外贸易。唐代的海外贸易业已形成一套制度。南汉国因垄断市舶之利而富殷。为了维持宫内的奢靡生活，南汉中宗刘晟还派出“巨舰指挥使”抢掠商船。市舶使是被唐玄宗派遣到广州与地方官员一起管理海上贸易、拣选宝物的特使。南汉定都广州，不必再派遣使者，直接在城里设置一个机构管理对外贸易。因此，我们认为，南汉在海外贸易方面除传承唐代既有的制度传统外，又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奠定了基础。在南汉灭亡的同年，北宋就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没有南汉的基础，不可能这么快设置相关机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南汉海外贸易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10世纪“印坦沉船”的发掘，其中打捞的刻有“盐务银”、“盐税银”等铭文的大量白银及少量铅钱，充分证明南汉政府深度介入了海外贸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