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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辞旧岁，瑞犬迎新年”，农历丁酉年即将过去，戊戌年正朝我们走来。中国传统干支纪年，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个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地支，组合纪年，60年一个轮回。另外，12个地支又各与一个生肖属相对应，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送别丁酉鸡年，马上要迎来的便是戊戌狗年了。本文借此新年到来之际，介绍一下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东汉时期两件绿釉陶狗。 其中一件绿釉陶狗（上图），高33.5厘米，长36.5厘米，宽13.5厘米，重5355克，1965年安徽省定远县靠山集汉墓出土；另外一件绿釉陶狗（下图），高21.5厘米，长23厘米，宽10.7厘米，重2240克，是上世纪50年代文物工作者在安徽省太和县新集区黄岗寺附近采集。这两件绿釉陶狗经鉴定均为东汉时期的文物。另据笔者统计，安徽博物院所收藏的汉代陶狗共有15件，其中有9件为绿釉陶狗，出土地点均为皖西北和皖中地区，地理位置与河南省毗邻，文化上受中原地区影响较大。本文所介绍的两件为其中最精美者。 这两件绿釉陶狗皆塑作四足站立状，躯体浑圆，体内中空，尾巴上卷。陶狗全身及四足上部施绿釉，釉面较光亮，狗足下部露胎，显淡红色胎体，胎釉结合较好，但也有脱釉现象。陶狗的面部五官雕刻非常清晰，憨态可掬的表情给人以忠诚又不失机警之感，把家养良犬的形象表现得恰到好处。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在陶狗的颈部和前腹部雕刻有两道绳索，而且绳索上的花纹和索节等都刻画得相当清晰、真实，在两道绳索交汇的颈背部，则有一环形鋬。结合馆藏的另几件东汉时期绿釉陶狗也均有同样的绳索纹饰和环形鋬，可以推断这应该是当时饲养家犬的“标配”，这充分说明汉代以前人们就已大量驯化家犬。 绿釉陶器是一种以铅为助溶剂、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低温色釉，西汉时期最早出现于关中地区，后推广到关东的河南等地区，东汉时期，绿釉陶器流行地域更广泛，已遍布汉代政权统治下的大部分地区。现在所发现的绿釉陶器，基本均为明器，未见有实用器，这可能是因为低温烧成不宜实用。东汉时期绿釉陶器的器形相当丰富，既有仿铜器、漆器的绿釉陶鼎、陶壶、陶耳杯，也有绿釉陶楼、陶仓、陶灶、陶井、陶磨等各种模型明器，还有绿釉陶鸡、陶狗、陶猪、陶鸭、陶鸽子等动物模型。这些随葬的绿釉陶明器几乎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研究东汉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另有研究者根据汉代纪年墓材料分析指出：东汉中晚期墓葬中出土的绿釉陶动物模型和建筑模型数量最多，这应该与东汉豪强大族兴起，庄园经济繁荣有直接关系。 关于先民驯养家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相传“三皇”之一的伏羲氏驯六畜，所谓“六畜”就是指：马、牛、羊、鸡、犬（狗）、豕（猪）。学者们研究认为：新石器时代，狗最先应该是作为狩猎的“助手”和“卫士”被人们驯养。后来，狗和猪一样，又成为供人类食用的家畜之一，这在考古材料中得到证实，在陕西半坡、浙江河姆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已发现有狗、猪、水牛等家畜的骨骼。商周时期，农业经济已较发达，狩猎不再那么重要，狗更加成为人们的肉食来源之一，这从周代文献中也能找到依据，如《孟子·梁惠王上》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此言已明确说明狗是当时几大主要的供人们食肉的家畜之一。而到了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中则开始出现了专以杀狗、卖狗肉为生的职业——“狗屠”，《史记·刺客列传》中在介绍荆轲刺秦王这段历史时，就记载：“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史记·樊哙列传》中则记载：“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1967年，山东省诸城县东汉墓出土过著名的《庖厨图》画像石，其图案右下角则绘有一人左手牵狗，右手执棒击杀狗的画面，这充分说明了东汉时狗肉是庖厨中的美食之一。 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引用《礼记》：“凡祭宗庙之礼，犬曰‘羹献’。”《说文》：“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等文献，认为先秦时期，狗也会被用作祭祀神灵、祖先的牺牲以及丧葬时用于殉葬的动物。那么，东汉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狗，可能与先秦时期延续下来的以狗殉葬的丧葬习俗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