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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历史整体进程，探求其中的模式或规律，并据此阐释人类历史经验，这种理论探究通常被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在笔者看来，历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结合，既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或可行的。 历史学家离不开思辨的历史哲学 出于人类追求意义的天性，历史学家必然会诉诸思辨的历史哲学。我们已经看到，作为一种对历史总体进程的阐释理论，思辨的历史哲学尽管饱受争议，但一直对人类具有持久的吸引力。而且，只要人类存在于这个星球上，对历史意义的思考和追问，就必定会像幽灵般徘徊在人们的头脑中。实际上，人类本身就具有一种追寻终极意义的天性或基因。如同个人不满足于浑浑噩噩的动物式生存，而去追求高远的人生目标，思想家们也会不满足于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进而去探寻其背后的“谋划”或“方案”。 历史学家并非生存于真空中，也并非生活在荒岛上，他不可能对自己时代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重大危机无动于衷。他或是通过独立思考得出自己有关历史进程的总体观点，或是诉诸其他历史哲学家的相关理论，并有意无意地把它们带入自己的历史书写中。正如格鲁内尔（Rolf Gruner）所言：“除了信奉其他哲学主张外，历史学家也应信奉诸如‘历史的意义’之类的信念。单单根据这一理由，要求历史学家完全脱离任何一种历史哲学，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空想。和其他人一样，他难免受到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关于历史的意义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 在西方史学史上，不同时期的历史著述都或多或少受到当时主流历史观念的浸染。古希腊罗马时期流行的宇宙循环观念，对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波里比乌斯（Polybius）的历史书写产生了明显影响。 中世纪以后，西方历史学家可以说都是在神学历史观和进步史观的框架下，理解和整理历史经验并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对我国史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单就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而论，先是梁启超等人接受西方“进化论”和“科学的史学”，致力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后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深度融合，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史学的研究方向。 总之，任何历史学家的工作都包含某种历史哲学，无论他承认与否。如同人生观和价值观必然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态度，世界观（Weltanschauung）或“元史学”也必定会影响历史学家对待历史的态度，甚至会左右他所研究的历史领域或方向。比如，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进步观念的影响下对自由观念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