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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德）汉斯·梅迪克，德国爱尔福特大学荣休教授 译 者：董欣洁 作为历史研究与写作的一种方法和实践，微观史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最近的“复兴”似乎已成为一种崭新而卓越的史学发展。①其中确实存在着连续性。新的研究在其标题和小标题中使用微观史学这一术语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旧有的方式。下面以一本最近出版的微观史研究成果为例，即阿尔比恩·尤丹科(Albion Urdank)的杰作《一个英格兰非国教社区中的生、死与宗教信仰：内尔斯沃思及其腹地的微观史，1695-1837年》。②这本书运用了“剑桥人口历史和社会结构研究小组”开创的实名家庭重建方法(method of nominative family reconstitution)，来考察一个英国地方社区及其内地不同宗教信仰者和社会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此类的定量微观史研究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其方法揭示了人类在重大生活事件中的行为方式及其缘由。在阿尔比恩·尤丹科的个案研究中，宗教皈依和结婚率是影响这一时段人们生育的最重要因素；我们不清楚也不确定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然而，微观史最近的“复兴”中最具挑战性的发展是指出了另一种方向，即从全面的视角实现微观史的重新定位：全球微观史。③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在其2011年发表的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微观史在未来会转向全球史吗？”④目前这种发展的结果尚不明确。但是，这有可能会勾勒出正在进行中的一些研究方法的演变轨迹。 我想先谈一些个人体验，它们源自我最近与具有另一种史学文化的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交流。这表明微观史的方法目前正在全球受到关注。 2015年5月，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之邀做学术报告。我介绍了我作为微观史研究者对一个德国乡村的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在事前，我向中国同行提出了几个演讲题目，其中之一是关于“三十年战争”的微观和宏观研究，这是我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同行们却希望我讲讲关于德国莱兴根村的微观史研究。⑤在过去及现在，莱兴根既不是斯图加特，也不是海德堡，更非柏林。从近代早期到20世纪初，它仅仅是德国南部边远地区一个由织工和农民组成的中等规模的村庄，位于符腾堡州的山区，由于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通常被称为“施瓦本的西伯利亚”。从17到20世纪，这个村庄经历了一个长期而持续的农村工业化过程。我的演讲题目是“1700-1900年一个德国村庄的织造、生存与原始工业：作为方法和研究经历的微观史”。⑥正如演讲题目所暗示的，我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试图对人们在莱兴根村工作生存的特殊文化做出长时段的解释。这种持续性可能源自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活力，而这种生活方式主要取决于由男人、妇女和儿童构成的劳动人口对待日常生活与死亡的宗教观所采取的实践形式。我发现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的特点，源于一种通过宗教确定下来的新教工作伦理。它把勤奋和劳动视为一种“礼拜”(Gottesdienst)形式，在小农经济经常不稳定的生存条件下，通过持续地禁锢内心欲望来实现，⑦对小农而言，总是需要通过强化职业技艺来满足他们生存的日常需求。 但我并没有只谈到研究结论。我也解释了自己作为微观史学家的研究方法。我自创了一种针对传记资料而扩展链接的方法，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调查了在超过两个半世纪时间内，在村庄中注册的所有个人和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提出这种通过记录链接使用姓名来源的“无意识的证据”⑧方法，来作为解答更广泛问题的关键，特别是它们对了解地方社会中文化—宗教、经济和政治时刻之间相互联系的深刻启示。例如，对生存和死亡日常状况的研究表明，在当地的农业——原工业经济中，大量工作由母亲承担，导致了一种长期的“高死亡率现象”，⑨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和在没有实施节育情况下的生育率)，从全球比较层面看，已经接近极限。另外，我对相互矛盾的政治经济现象也进行了考察。当地居民及他们生产的产品同外部世界有着更为广泛的联系。外部世界不仅包括斯图加特和德国西南部，而且包括地中海、美洲和西印度；但同时当地居民又不得不同国家机构做斗争，反对国家支持的商人资本试图实现对出口贸易的垄断统治。⑩ 我的演讲获得了中国同行们的积极回应。我被要求解释我的研究同有关中国农村工业化研究之间的关系。我回应说，就近代早期而言，两者之间缺乏关联性，但是对此后和当今中国而言则很多。在原工业家庭经济中，我所概述的手工业与农业生产两者的长期持续并存，受到了特别关注。一位中国同行甚至提出，这种分散的、非大都市形式的原工业，其中部分基于家庭单位的工业生产和兼职从事集约的农业劳作，在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的长江三角洲工业和商业都市区，构成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最令我吃惊的是世界历史研究所同行的一句评论。在我演讲后，一位同行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认为，世界历史存在于微观历史之中，一个村庄里发生的事情可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我认为，就目前强烈关注对此前中国史学研究范式中的“世界历史”(11)概念进行重新建构的“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同行而言，这是一句重要的评论。之前的世界历史观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很少涉及中国自身的历史。这种观念，正如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近来所指出的，它含蓄地以“国家是历史的核心单位”思想为中心。(12)目前中国史学界所讨论的，似乎更倾向于一种将世界史视作全球史的新观念。但是，微观史研究方法在这种发展趋向中的作用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因如此，世界历史所同行的评论似乎点明了某些内容。如果微观史方法被纳入这种新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轨道，农村特别是乡村微观史研究，被视为中国的全球史转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似乎是意义非凡的。因此，世界历史所同行的评论表明，这种新的全球史研究显然是同对西方主导的史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不满意联系在一起，这些范式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紧密相关。例如，西方的全球化概念认为，全球化过程主要是由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力量、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全球扩张的结果。 但是，这句评论似乎也涉及到中国关于农民问题长期争论的特殊性，关于乡村生活与劳动长期争论的特殊性。这一争论起始于19世纪之前的中华帝制时代，在19-20世纪中国转型和革命时期，争论仍在继续。(13)这让公众，包括中国领导人、知识分子、革命派，还有历史学家，都意识到了农民的危机，意识到农村的劳动和生活都是一种强制性的责任。正如苏珊·里希特最近一项对源于中国的一种特定话语与帝国实践(以及17、18世纪这种话语及其概念从中国到欧洲形式曲折的传播)的重要研究显示，对农业的重要性、农民生活艰辛现实的承认，导致了中国皇帝以农为本的观念。这对皇帝本人具有影响：导致他定期地、按惯例地向农民劳动致敬，在一个隆重的仪式上亲自动手持犁翻耕土壤。(14)考虑到这一论述及其应用的背景，可以说，从明、清帝王到毛泽东以来的历史时期，世界历史所同行的评论也可视作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传统出发具有历史创新性且谨慎的尝试。用萧凤霞(Helen Siu)教授的话来说，在这种传统中，“千余年来，农村经济和乡村生活对帝国治理的内容和意识形态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但是，除了这些传统的假设，世界历史所同行的评论可能也从对当代中国社会特殊条件的体悟中得到了一部分动力：在城乡分离的整体环境中村庄和农村社会的不稳定状况，以及这种态势下大都市及其经济(过渡)发展已经在主宰一切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