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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的《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正是一部采取中国历史题材并在题目中冠以“微观历史”的史学作品，2009年在斯坦福和北京同时面世。(16)李怀印使用了中国革命后几十年里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期江苏省秦村(the village of Dontai)现存的独特档案文献。他也运用了他出生在这个村庄的经验知识，辅以作为口述史的田野调查。李怀印通过这种方法，创作了一种非常规的“他的”村庄的微观历史。他强调村民的机构及其网络，并将研究观点总结如下：“通过持续的、不松懈的抵抗，村民在塑造国家的农村政策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7) 在这一点上，读者可能会问：这就是所谓的在中国以及对中国的微观研究吗？属于近代早期的研究在哪里？哪些属于全球史的研究框架？实际上，有些项目正在设计或已经开始着手了。例如，何安娜(Anne Gerritsen)的作品，为这种研究轨迹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指出了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中国的连接本地和全球的两种不同结构。(18)她的著作研究了中国南方瓷器制造业重镇景德镇及其与中国以外更广泛世界的贸易和交流网络，通过追踪建立在一种稀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基础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全球视角确立和阐述地方史。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例子。但有人可能会问：她密切关注当地及其与全球联系的研究，等同于对全球史的微观史研究方法吗？这些和其他研究方法的要求是什么？ 其他的创新性工作来自中国的区域史研究，如广州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19)出自这个中心成员的作品，致力于地方和地区的历史，明确表现出正在实践的一种历史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关注中国及其邻近的亚洲地区，由中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共同发起。(20)其方法论上的特点，正如该中心的主要成员之一萧凤霞教授所言，接近于一种复杂的微观史视野，研究地方、地区和跨地方的历史，但并不完全脱离一种宏大的全球视野。“我们确实对地方的历史很感兴趣，但我们的探索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或一个事件的经验细节。相反，我们研究不同来源的信息，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大众的，本地的还是跨地区的，来说明各种层次的参与者发挥的作用，并阐明参与者与其所处的更大环境之间的动态结构。研究广泛的各种政治经济资料，如地区生态、王朝命运、民族国家形成与全球资本流动，我们将深入理解微观动力。”(21)由萧凤霞教授和埃里克·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教授、濮德培(Peter Perdue)教授编辑的主题为“亚洲内外”的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两卷，(22)试图遵循萧凤霞勾勒出的共同方法路径。一方面，美国学者的主要贡献表明了这种“定点”和“跨越大陆划分的空间联系”的分析方法的有效性。(23)这是在密切调查地方或地区案例、多种多样的资料、典型的历史事件或过程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在几乎所有的个案研究中，他们的“亚洲内外”视野也有其局限性。正如何安娜曾经评论的那样，他们对全球史的联通性的研究，在视角上仍然具有以亚洲为中心的局限：“其重点是亚洲区域之间的联系，当它试图突破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界限时，它仍然植根于亚洲的区域研究”。(24) 目前在将微观史与全球史联系起来研究中国和亚洲的领域中，最有趣的项目之一是由意大利裔美国历史学家梅欧金(Eugenio Menegon)进行的。在他的一项研究中，梅欧金教授考察了17世纪进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对天主教礼仪做出的调适。(25)他反对那种用进口或出口的视角来看待文化—宗教转移的简单化观点。他强调在近代早期、现代时期直到今天，新的基督教模式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当地宗教信仰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他目前正在致力于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清代北京的日常生活和权力网络：17、18世纪宫廷中的欧洲人”。(26)梅欧金在其中考察了一小群欧洲人的角色，他们中大多数是天主教神职人员，作为技术或科学专家受雇在北京的朝廷外围工作。但他们同时也是秘密的传教士，私下支持天主教在中国的社区网络的传播。在这个新的项目中，梅欧金似乎意在对北京朝廷的历史非中心化，同时揭示出科技知识、商品贸易特别是奢侈品贸易、正在进行的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等全球基础设施的出现是如何影响中国朝廷内外个人与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皇帝及其封闭的朝廷不再是关注的中心，但他们成为由关系、机构和依赖性组成的一个更广泛网络的一部分。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梅欧金致力于考察确实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前沿问题：2015年6月11日，我发现他在网上列出了稍后在剑桥大学一个演讲的标题“研究全球性中国的微观历史方法：漫长的18世纪欧洲人在北京的日常生活”。(27) 通过这个项目和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本书，梅欧金重点从非欧洲的视角，也就是“多视觉的视角”，研究了早期近代中国—欧洲的互动。他把自己视为他所说的这样一种事业的参与者，用温和的和平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近年来恢复了的微观史学家与全球史之间的对话”。(28) 梅欧金与其他学者当前的努力一样，想要改写早期近代的全球史。一些学者直言不讳地参考微观历史的方法，另一些学者即使没有明确宣称要遵循一种微观的历史取向，实际上也指向了相应的研究实践。 在这个方向上，最近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进行了最引人注目的尝试。2014年，亨特教授出版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小书，标题为《在全球时代书写历史》。(29)她认为采用一种历史地(和历史学地)考虑全球化“范式”，可以避免她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全球史方法的缺点和局限。她认为这种方法的缺点主要是优先考虑世界经济的进程，重点是那些“连接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分离的社会的重大过程”，如“商品与人员的国际交流方式”。(30)她建议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认为这“在研究早期近代全球化当中会特别富有成效”，(31)允许“以基本方法”修正全球化范式。亨特教授建议跨文化和跨地域而不是跨国的视角，即一种“有意识地跨越国界”透视“间隙空间”的视角。(32)例如，在作为空间的边疆、沙漠、河流和海洋中，(33)不同类型的历史在这里发生、交汇与互动。然而，在她的分析模式中，“自下而上的视角”的前沿性在于，它优先考虑“跨文化事务”和“地方文化模式”，如“不断变化的品味与情感”和它们通过人物、事物及其社会关联产生的中和作用。她指出，这些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发展的原动力，事实上是历史性的、起作用的“原因”，超越了全球经济因素和交易那种假定的首要地位。虽然没有明确地讨论，但亨特在这些历史结构和记录这些结构的资料来源中，考虑把“自我社会的交叉”(self-society intersections)作为书写新形式的全球史的必要出发点，特别是在早期近代时期。这似乎已经接近一种微观史的角度。(3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