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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上讲，林·亨特的立场，与“全球社交场所的微观史”的重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一概念是达格玛·弗雷斯特在西奥多·沙茨基(Theodore Schatzki)的实践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应用和阐述的，并建议将之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试金石和全球微观史分析的出发点。(35)这一概念的相关性和使用体现在弗雷斯特自身的新兴工作之中，也显示在她的合作者与研究生的工作之中。(36)这种方法在她研究所谓的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期英国海军部高等法院“战利品文件”(prize papers)项目中，看起来至关重要；英国国家档案馆对早期近代文件、物品和资料的巨大收藏，是由英国私掠船或军舰从被认为是敌方的船只上获取的各种物品的遗留物。这些物品很多都是英国在近代早期为寻求全球性帝国霸权而发动的无数海战中获得的。“战利品文件”是档案的残留物，既是英国海权争霸战争的产物，也是其明证。最近几年，国际学界已开始研究这些文件。(37)弗雷斯特和她的研究团队试图走得更远。他们正准备通过密集劳动来解密档案，提供关于战利品文件的文本、文物和材料对象的完整的、独特的全集，使之成为一种公共研究资源：对档案进行完整、系统的数字登记与副本复制，结合元数据基础导向的研究，包括内容分析和在此基础上的解释。(38)这个项目为研究早期近代的全球互动收集了大量的定性的历史资料，其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如何从这种特殊的文件集和未来版“大数据”中选择合适的证据，形成微观史研究的脉络；如何将这种出发点上的新问题组织起来，并为发展全球微观史找到新答案。(39) 学者们明确地追求、反思与运用全球微观史的方法，目前其方法论根基并非白纸一张。新一代的微观史学家们，偕同上一代的部分史学家，伴随着新视角的出现，把我们带进了新的研究领域。其中有塞布·阿斯拉尼扬(Sebouh David Aslanian)、(40)琳达·科利(Linda Colley)、(41)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42)安格莉卡·埃普勒(Angelika Epple)、(43)约翰-保罗·贾布里勒(JohnPaul Ghobrial)、(44)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45)弗朗西丝卡·特里维拉托，(46)等等。他们的作品和独特的研究方法，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结束这一评论时，我想指出他们中的弗朗西丝卡·特里维拉托的贡献，因为她的研究结果与她在方法和概念上的思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特里维拉托作为年轻一代的微观史学家，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对西班牙系犹太人—犹太人贸易网络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个贸易网络体现为里窝那和阿勒颇两个家庭的商业伙伴关系在18世纪上半叶的跨文化运作和全球推广。她的研究与其他关注“无国籍”贸易侨民的著作联系在一起。但是，她从微观史角度出发，对早期研究的类别及其结果提出了质疑。她发现，这两个西班牙系犹太家庭密切的亲戚关系和宗教关系，并不能单独地整合和推动他们之间广泛的经济联系和交易，发挥作用的还包括他们娴熟经营的各种联系和由不平等权力关系及各种贸易网络构成的复杂世界内的“多样的、移动的和重叠的背景”，弗朗西丝卡将之称为他们的“集体世界主义”(communitarian cosmopolitanism)。(47) 在一种“小规模全球史”的制高点上，特里维拉托介绍了她的几个方法和概念上的贡献，以及对微观史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成就与不足进行的一种微妙和关键的评论。(48)我觉得特里维拉托对微观史发展状况考察中最显著的是，她从内部人士和从业者的角度做出的一种平衡的、积极并且关键的评估，即传记方法在迈向全球微观史过程中的成就，这在过去的十年中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在勾画“全球微观史”的未来视野时，她警告说不能把“早期近代环球旅行家的传记”单纯做乘法，这种做法把个人和个人机构太多地放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她鼓励相反的做法，即“不要将他们的杂合性理想化”。(49) 作为具有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背景的第一代微观史从业者，我同意特里维拉托的希望，即未来的全球微观史应当自我具备一种“逆势而上的精神”(contrarian spirit)，并运用以人、团体和实践为导向的方法论。它把传记方法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同时“继续尝试超越传记的体裁”。(50) 全球微观史学家面前的首要任务，也许不应完全集中在用温和的方式对待“全球社交场所”(达格玛·弗雷斯特跟随西奥多·沙茨基提出的)，正如最近一次会议的标题指出的那样，应当关注“(各种)空间之间”，(51)关注在历史的转变与变化中各种空间内与空间之间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应该不要过多关注各个权力中心或整体位置，而是更应当如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教授建议的那样，(52)从去中心的跨文化视角研究边缘和“间隙空间”。边界和跨越边界，贸易与通信根源，知识转移、翻译和交流，都在这其中发生；还有移动空间，如船舶、通信和贸易网络；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通过人和他们的社会世界在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真实或想象的空间。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团体、机构和产品的“多元文化、社会或经济的联系”，(53)还有对范畴和概念在世界上的多种联系、传播及翻译的研究，看起来就很重要，在这个世界变得全球化之前，它们就已经参与了全球化的诸多过程。 本文在2016年2月26-29日由马克赛因·伯格(Maxine Berg)和约翰-保罗·贾布里勒(John-Paul Ghobrial)在威尼斯组织召开的“空间之间：连接微观史和全球史”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宣读。此前一个较短的版本在2015年9月17-19日海德堡大学召开的德国历史学家协会早期近代史工作组第11次会议上，在由达格玛·弗雷斯特(Dagmar Freist)组织的“全球微观史视野下的欧洲”分组会议上宣读过。衷心感谢这两次会议的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感谢伊恩·格温(Ian Gwinn)见解深刻的建议。标题中的“微观史的扩展”借用了康策有关社会史研究的一种说法(Werner Conze "Sozialgeschichte in der Erweiterung",in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19(1974),pp.501-508)。康策是德国社会史研究的老前辈，他在学术生涯的晚期提出了社会史应从狭窄的范围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包括家庭史和政治史。 查看全文链接：转向全球？微观史的扩展.pdf （本文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