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话常说“诗言志”,正因如此,我们得以从历代浩瀚的文学作品中体会到古人或粗放或细腻、或直接或含蓄的情感与志向。同样,“地不爱其宝”,我们还能从一些出土器物上观察到古人的“抱负”,比如汉代石刻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 “射爵射侯”图最早多为“射爵”图,这在山东、四川、陕西、安徽、河南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或画像砖上均有发现。它的图像构造一般为一棵树上嬉戏或栖息着数只鸟儿,树下一人或数人拉弓引箭,做射鸟状。如山东省曲阜市张家村出土的射鸟图(《中国汉代画像石全集》第2卷,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便是如此。 在古代,鸟亦称雀,“雀”、“爵”相通,故“射雀”为“射爵”。当然,学界最初对这类图像的寓意有多种猜测,对图像的命名也不叫“射爵”,而是直接用画像石上的主要元素取名为“树木射鸟图”。直到树上出现了“猴”的形象,人们才进一步将其与时人的理想抱负联系起来。邢义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类图像中的“雀”就是“爵”,“猴”便是“王侯”之“侯”,表示物主希望加官进爵甚至封侯。这在文献中有足够的证据,《陈留耆旧传》曰:“雀者,爵命之祥。”《礼记·射义》说:“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目前,在山东微山、嘉祥、莒县,四川渠县、新津、彭州等地汉代石刻作品中都发现有“射雀射猴”画像。如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镇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树下两人持弓仰射,树上共计有20多只雀与猴(同上)。可见,“爵”、“侯”同存并非孤例,“射雀射猴”是汉代人“射爵射侯”理想的艺术表现。 上述图像中,汉代人毫不掩饰自己“升官发财”的愿望绝非偶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时代巨变的缩影。清代学者赵翼曾将战国秦汉之际视为“天地一大变局”(《廿二史札记》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种变化表现在选官、仕进制度上,就是仕路的开阔、权力向下层开放。众所周知,春秋之前的社会阶层十分固化,即所谓的“世卿世禄”,通俗地讲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出身决定终生地位。春秋战国时期发生“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的变化,旧制度逐渐崩溃,诸侯竞争导致“尚贤”风气大盛,不管你来自哪里出身何处,只要有一定文化素养,有一定口才,哪怕一些雕虫小技,都可能被各大诸侯、贵族征用。当然,在群雄争霸兼并的年代,最大的贤能之一莫过于有勇力有谋略,立功沙场。 于是,从春秋时期开始,各国陆续设置了不同爵位,以确定人们的等级身份。到后来,遂有“二十等军功爵”,从“公士”、“上造”到“关内侯”、“列侯”二十等,逐级晋升(参看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军功爵制同样不由出身决定,而是看所作的贡献,论功赏爵。秦以军功统一六国,国家对军功爵制的重视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了汉代,“爵”依然是人们身份等级的反映。在一个允许底层人士进入官僚体系的社会里,人们渴望封爵封侯,合乎情理。 联系到战国秦汉间的等级制度、仕进制度沿革,回过头来再看“射爵”或“射爵射侯”画像,就不难理解了。在此,我们想强调一下“猴”形象的重要性。前面提到的山东、四川等地出土雀猴并俱的汉画像,多为东汉时代的墓葬作品,当时人们的等爵观念已有了微妙变化。自秦朝军功爵制达到鼎盛后,两汉社会发生过频繁的卖爵行为,不仅普通人买卖已获得的爵位,就连官府也公开明码标价,向老百姓兜售功爵,于是“爵”开始贬值。但作为二十等爵中最高的“关内侯”、“列侯”仍然坚挺,是大家梦寐以求的。 这里有两则鲜明的例子,一是李广因军功反复增减,始终未能获得侯爵,“李广难封”遂成千古遗憾。二是西汉后期,丞相扶阳侯韦贤去世,少子韦玄成继嗣侯爵,但不久因过失被贬爵一等。韦玄成自愧不已,“玄成自伤贬黜父爵,叹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诗自劾责。”(《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可见,普通功爵贬值,但侯爵的荣耀仍在。因此,只有“射爵”且“射侯”也就是“射爵”、“射侯”同时存在,才能准确反映出汉代人追求功名富贵的普遍心理。 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学界最初见到大量的汉代“射鸟”(“射雀”、“射爵”)图,并没联想起时人热衷功名的理想,而一旦有了“猴”(“侯”)的存在,才豁然开朗。 时至今日,早已不是“学而优则仕”的年代,人各有志,“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再有“射爵射侯”的普遍心理。然而,就如岁末年初、冬去春来之际,人们见面习惯说句“恭喜发财”一样,明知人生不是发财就算成功,但仍乐于听到类似的问候,就是因为享受被祝福的美好。因此,当我们再次面对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射爵射侯”画像,也不妨去掉“射爵”且“射侯”的功利色彩,只留下那些透射出积极与蓬勃的人生态度的祝愿。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