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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目前缺乏对关键性问题的认真讨论，对地图功能“窄化”后形成的现代地图，可以被看成是某种程度的“被科学化”的结果，即虽然科学和准确的地图可能满足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某些需求，但是以不自觉地抛弃某些功能为代价的。 以往中国古代地图以及地图学史的研究多关注地图的流传过程、绘图方法和绘图理论的分析，也就是主要关注的是相对具体的内容。但是如同其他任何学科，只是对具体内容的研究并不能促进学科根本性的发展，真正推动学科发展的是对那些涉及学科本质以及发展方向的关键性问题的研究。如果不关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而只是埋头于具体问题，那么具体问题也只能是具体问题，无法上升为更高层次的认识，学科也无法取得突破性的发展。中国古代地图以及地图学史的研究目前缺乏对关键性问题的认真讨论，本文即试图对以往地图学史研究中忽视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受本人能力和篇幅的局限，既不能保证这些问题确实就是关键性问题，也不能保证对这些问题得出的认识是确定的或正确的，而只是希望通过对一些不那么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抛砖引玉。下面即是我认为目前与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有关的四个关键性问题： 地图与绘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奠基人王庸先生在其研究之初就注意到了地图与绘画的关系，但此后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几乎没有学者涉及，即使提及也仅仅是点到为止。余定国在《中国地图学史》中第一次对这一问题从艺术的角度进行了较为认真的讨论，但也只是局限于比较两者所使用的透视方法。之所以存在这一问题，可能是因为中国古地图的研究者基本都认为中国古代地图无论绘制得多么不准确，其背后还是有着对“科学”“准确”的追求，都是偏向于“数理”的，因此必然与偏向于想像、艺术的“绘画”存在本质区别。根据本人之前的研究，这种认为中国古代地图偏向于“数理”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在此不再赘述。 这一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如果中国古代的地图与绘画确实存在密切关系，那么以往从绘制技术以及史料层面对地图的解读显然不全面，我们还可以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待地图。而且从目前掌握的各种蛛丝马迹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密切的，而且很可能是极为密切的，基本理由如下： 在古汉语中，两者类名使用的都是“图”，在一些类书，尤其是以“图”为主要收录对象的类书，如《三才图会》中，地图和绘画两者有时同时存在。而且很多这样的“图”无论是从名称还是从表现内容和绘制方法上来看，很难区分它们是地图还是绘画，如清代大量关于“三山五园”以及热河行宫的“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些政区图，这些地图为青绿山水画，绘制得极为精美，如果不是“图”上书写有地名，完全可以被认为是精美的绘画。不仅如此，一些地图绘制者，如刘献廷直接将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的地图称作“界画”，而“界画”则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更为有趣的是，有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的很多地图是由画师绘制的，如郎世宁，甚至有些时候皇帝还会派出宫廷画师去绘制地图。此外，根据目前仅有的少量研究来看，两者在某些技法，如透视，甚至对于树木、山体的表现手法等方面也具有相当的共性。 这一现象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也广泛存在，比如绘画大师达芬奇就绘制过数量众多的地图，这一时期欧洲用于装饰的壁画地图很多也是由画家绘制的。 上述归结为一点就是地图和绘画之间很可能是近代以来才有了明确的划分，也就是随着地图的“科学化”，“数理”要素逐渐占据主导，由此与属于“艺术”的绘画截然分开。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对于古地图的研究不仅可以从艺术史的角度入手，甚至是否可以“见图不是图”？也就是不要把现在我们认为的中国古代地图看成是地图，而是看成一种综合性知识和艺术的载体，由此揭示出更为广泛的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