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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古代地图？ 以往以“科学”“准确”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地图的学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中国古代地图实在是与“准确”“科学”相距甚远，因此他们或者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或者对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进行了否定。当然，以“科学”“准确”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古代地图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对此本人已经提出过批评，简单来说就是“科学”“准确”并不是地图所唯一追求的目标，此处不再赘述。下面将从中国地图的“近代化”入手 ，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以往对于中国地图的研究基本都认为，中国地图近代化的直接原因是受到西方测绘技术的影响，这点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期不仅是城市地图，而且包括几乎所有种类的地图，都开始抛弃原有中国地图的绘制方法，开始向西方，也就是近代地图绘制方法转型。但地图绘制方法的转型除了技术本身的发展之外，更应当是为了满足时代的需要，那么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与中国传统地图的“写意”相比，西方现代地图更侧重于“准确”，而在中国近代，就满足时代需要而言，这种“准确”所具有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对于以往的中国地图的研究来说，这一问题似乎有着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即近现代时期大至国家疆界的确定，小至铁路的施工、房产所有权的确定都需要依赖于更为准确的地图。可能正是因为答案“显而易见”，因此以往的学者对于这一问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认真对待，但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很多所谓的近代对地图准确性的“要求”，实际上在古代也是存在的。如近代城市中出现了大量市政工程，但中国古代的城池中也有着基础设施的建造和维护问题，如城池中水道的疏浚和维护、城墙的修建，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也绘制有地图。还有产权的问题。中国古代土地的产权虽然与西方相比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同样强调对于地产范围的明确记载，只不过中国古代对此主要以文字记载为主，虽然绘制有地图但基本只是示意图，最为典型的就是明代的鱼鳞册。那么，古代的这种需求与近现代的需求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这是一个确实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不仅如此，以往对于中国近现代城市图转型的研究，基本都强调西方或者近现代城市图在测绘技术上，或者说就是绘制准确方面的优势，这确实是事实，但问题在于，当时所有的需求是否只能通过准确、科学的地图来满足？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地图，除了基于准确性，或者说需要用准确性来满足的各种功能之外，还存在大量其他可以不依赖于准确性的功能。如西方地图，中世纪时期存在大量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的地图，典型的就是T-O地图。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地图只具有装饰功能，中国古代地图也具备这些功能，相对而言，准确性和科学性就是次要的。 如果将中西方地图绘制技术的近代化放在整个地图绘制史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就会看到这一时期也是地图绘制技术乃至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即是在一个“科学主义”诞生并占据主流的时期，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地理坐标为基础，从垂直的视角来绘制地图的方法，成为绘制地图的一种方法，且日益成为唯一一种被接受的方法，这一过程本身就带有一定程度“被科学化”的意味，正如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图尔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所说，“对于托勒密提出的作为一种地图绘制控制点的经线与纬线交叉的使用，与一名研究者搜集关于世界的观察资料然后将它们与自然法则的框架进行比较的过程没有什么不同。毫不奇怪的是，地图被用作现代科学的一种象征”。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古今中外地图所蕴含的某些功能不需要建立在准确性和科学性基础之上，而在近代地图的“科学化”过程中，用于表达这些功能的绘图方法由于不符合“科学”的要求，被逐渐抛弃，而建立在这些方法之上的功能也就逐渐消失或弱化。因此，中国地图的“近代化”和“科学化”，实际上是在追求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同时，对地图功能的“窄化”，由此形成的现代地图可以被看成是某种程度“被科学化”的结果，即虽然科学和准确的地图可能满足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某些需求，但这种“科学化”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是盲目的，是以不自觉地抛弃某些功能为代价的。由此我们是否可以不要再以中国古代地图的不准确、不科学而感到自卑了，是否可以不再穷尽心思地去挖掘中国古代地图中的科学和准确了呢？ * * * 本文算不上是正经的学术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是确论，只是希望由此激发研究者从具体研究中跳出来，对整个学科的架构、关键性问题、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思考和讨论，由此回过头来，我们才能阐述具体问题研究的意义，而不只是空泛地说“填补了空白”。我个人认为，学术研究最终应当回应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当然文本所涉及的问题还远远算不上“形而上”。 （作者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