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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山南地区琼结县下水乡邦嘎村，分布于邦嘎村之北，毗邻一条东西流向的冲沟。该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由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全区文物普查时发现，并对该遗址进行过小面积试掘。对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性质、年代等提供了重要资料。2000年9月至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山南地区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察及考古发掘。 陶器残片99件，石器186件 现存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呈条状形分布，其最长约100米，最宽约30米。由于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原遗址面积不仅限于现存大小，可能在现存邦嘎村位置之下还保存有遗址的文化堆积。目前对遗址保存威胁最大的是一条东西流向的冲沟的。 此次发掘的出土物主要是陶器残片、石器和各种动物遗骸。能看出器物形制与具有人为加工的陶器残片共为99件，其中大小陶罐口沿残片53件；有纹饰陶片20余件，以刻划、几何纹为主，个别有戳印纹；陶器耳部近20余件，穿孔陶片4件， 磨边陶饼残片1件，另外还有1件陶塑。遗址出土石器总共为186件，有打制、磨制两种，整体而言，遗址中未尚出土加工精致的典型磨制石器。 陶器残片以夹砂类灰陶、灰褐陶为主，遗址上层则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可以辨认的器形以罐类为主，罐的口沿和器物耳部都有一定的变化。其他器型还有钵、盆等，这些器物均具有的特点。 出土的石器以磨盘、磨石为主。其他还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等。另外，部分石器有涂红现象。这种与以往在拉萨曲贡遗址、山南昌果沟遗址出土涂红石器现象有一定的相似性。 建筑、灰坑、石框 遗迹现象主要是建筑、灰坑、石框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筑遗迹。从出土情况看，这些建筑遗迹很可能是一处房屋遗址。通过观察已揭露的一部分遗迹，推测这是一处平面形状为方形的石墙房屋建筑。南墙长度不少于4米，西墙不少于3米，现存高度最高为0.6米。因东墙、北墙不在这次发掘的探方范围之内，所以房屋遗址整体的形制与结构有待下一步发掘工作才得知。值得一提的是，这处很可能为房屋遗址的围墙内，发现有五座直径约0.6米、深度达0.4-0.7米间的圆形坑洞。这些坑洞形制均很规范，我们暂将其定为灰坑，也许这些坑洞与窖藏某种物品有关。 遗址中出土的羊距骨也是发掘中重要收获。有一件打磨加工较为精致的羊距骨，是从遗址最早期地层堆积中出土，这块羊距骨的发现，使我们不由得联想起西藏地区至今还广为流传，男女老少都喜欢玩耍的游戏－－“阿久”游戏。若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这块经人工打磨的阿久，则也许会认为它的用途应与古老的传统游戏有关联。实际上，阿久在藏区的普遍流行，除玩耍游戏有关外，从久远的年代始直至今日的牧区，它还与本教的占卜、卦算等涵义更为深刻的社会活动有关。那么，这次遗址中出土的羊距骨是否也具有与其相类似的涵义呢？ 除上述出土物与遗迹现象以外，遗址中还出土可能为植物果实类的珠状炭化粒。 宝贵的实物资料 通过对遗址地层堆积与遗物的观察，我们可将邦嘎遗址的年代大致推断为3000年左右的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陶器群、石器的种类所表现出的风格有较明显的本土特征，与拉萨河流域的曲贡遗址，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山南贡嘎昌果沟遗址有着一定的共性。它再一次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西藏腹心地区（或雅江中游流域），藏族先民就生息、繁衍于此，并具有较高的物质文明程度。 邦嘎遗址出土的建筑遗迹，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考古发掘的首次发现，可以说填补了这一区域此项研究的空白。这次建筑遗迹与西藏东部昌都卡若遗址建筑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也许是因为两个不同区域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同所致。所以，邦嘎遗址的建筑遗迹对于藏族建筑历史的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为能找到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资料，此次发掘者专程到那里调查，发现两种建筑风格基本一致。除此而外，在那曲地区的许多牧区，直至今日那里居民搭建的帐篷，先是在地表下挖一座与帐篷底径大小合适的圆坑，深度基本在0.5-0.6米间，而后将其边围用石块垒砌。这种垒砌方法，与邦嘎遗址出土的建筑遗迹很有相似性。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作为藏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山南雅隆一带，从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使用的房屋建筑，迄今从其形式到结构上基本没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彼时雅隆区域一带的藏族先民，他们会不会处于猎牧经济状态呢？ 总而言之，邦嘎遗址的发掘，使得我们对于西藏考古学史前文化序列、时空框架的建立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遗址出土的炭化标本、动物骨骼遗骸，对于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的生态环境，复原邦嘎远古先民的生活环境、食物结构乃至讨论邦嘎先民与环境的关系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责编：荼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