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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廉耻”被视为“国之四维”，“四维”之中的廉耻尤为重要 “礼义廉耻”四字之并提和连属，最早出自《管子》。《管子·牧民》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是为礼、义、廉、耻四字并提。《管子·立政九败解》：“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是为礼义廉耻四字连属。至于“维”之一字的索解，是否即为“以小绳缀侯之四角而系之于植”，我们姑且存而不论，总之，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的极为关键的支撑，齐国的这位大思想家能提出此一学说，即足以视作对历代治国理政，对吾国思想文化史了不起的贡献。 欧阳修对管子的四维说和礼义廉耻的深涵给出了极为深刻的训解，至有“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的至理名言。历来解廉耻一语，都不如欧阳修解得如此深刻无漏。廉耻是一个人立身的大节，如果不廉，什么都敢拿；如果不耻，什么事都敢做。 在顾炎武眼里，四维之中的廉耻尤为重要，因为不廉乃至悖礼犯义，都是由于无耻所致。所以他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是顾炎武的千古名句，置诸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无论千年以前，抑或千年之后，都是铁骨铮铮的发人警醒的人类尊铭。然则顾炎武之谠论，直接是为明之亡而发，故在廉耻一节之后，附语写道：“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顾炎武认为，治军之道，首先是本于廉耻。 顾炎武主张“俭约”，认为“国奢示之以俭”，是“君子之行”和“宰相之事” 岂止治军需要从廉耻入手，一国之大臣的廉与贪，实际上是国之兴衰败亡的决定性因素。以此顾炎武主张“俭约”，认为“国奢示之以俭”，是“君子之行”和“宰相之事”。他逐一列举汉代的许劭、北齐的李德林、魏武时期的毛玠这些以俭朴为尚的达官，如何直接影响到一时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唐代大历年间的宰相杨绾，史载其“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日，人心自化”。例如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的胞弟，家中多蓄财富，“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但崔宽在宰相杨绾的影响下，很快下命令毁撤了这些别墅。中书令郭子仪，在崔绾拜相之后，其在邠州的行营，坐中音乐减少五分之四。还有京兆尹黎干，平常出入，百余人马跟随，也很快作了裁减，只留十骑而已。另一个唐代的例证，是当时享有刚直清廉称誉的杜黄裳出任宰相，向来跋扈的李师古，命手下一名干练之人，带着钱数千，和一乘车子，欲贿赂杜黄裳。但使者到门之后，未敢即送，在外面“伺候累日”。后来看到有绿色的车轿从宅中出来，跟随的只有两个从婢，“青衣褴缕”，原来是宰相的夫人。送礼者见此情形，立即回去告诉李师古。从此师古改变了自己，终其一生不敢骄奢淫逸。顾炎武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改变奢侈的风气并不见得那么难，只要将这些范例广为传布就可以了。他为此感慨说：“道岂远乎哉！” 顾炎武认为廉耻之风是否能够建立起来，关键在大臣，“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 顾炎武深知，廉耻之风是否能够建立起来，关键在大臣，即社会的居高位者。为此他在写了“廉耻”、“俭约”两题之后，又写了“大臣”一题。他说：“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但大臣的廉与不廉，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应察其终始。历史上廉洁的典型，当推三国时的名臣诸葛亮。诸葛亮临终时，自表后主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死后证实，确“如其所言”。 顾炎武写道：“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但“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也”。又说：“夫居尊席腆，润屋华身，亦人之常分尔，岂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诅，其究也，乃与国而同败邪。”考之史事，汉代的时候惩罚贪贿执法严厉，一旦被劾，常常死于狱中。唐时犯贪渎之罪，“多于朝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很少有被赦免者。宋初于贪渎之罪，处理尤严。史载，宋代所以能得循吏，不赦犯渎是一个原因。而且对于犯者，不仅处以流放岭外，而且刺字暴打。但熙宁中期以后，废除了黥杖，“惩贪之法，亦渐以宽矣”。明朝的时候，对贪犯比宋朝还要姑息：“脏吏巨万，仅得罢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明宣德中，都御史刘观坐受贿罪，本该论斩。但皇帝发话：“刑不上大夫。观虽不善，朕终不忍加刑。命遣戍辽东。”到后来，特旨曲宥竟成为常例。顾炎武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又说：“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谓大臣者，皆刀笔筐箧之徒，毛举细故，以当天下之务，吏治何由而善哉？”所以他对诸书所载的一些惩贪惩得痛快淋漓的案例，格外感兴趣。他说后唐明宗的时候，亳州刺史李邺，因贪渎被赐自尽。被此案牵涉的有一位名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的亲戚，于是有人上奏，希望免其死罪。明宗的回答是：“王法无私，岂可徇亲！”又一案例，见诸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皇帝发出勅旨，曰：“中外官吏赃罪，轻者决杖，重者处死。”鉴于贪吏之败国，顾炎武主张严惩贪渎罪犯。 对后来流行的所谓惩贪宜宽厚之论，顾炎武颇不以为然 《唐书》牛僧孺传所载的一件史例，顾炎武颇感兴趣，因为其中透露有以往反贪不经见的内容。唐穆宗初年之时，宿州刺史李直臣犯贪渎罪当死，中贵人为之说项，穆宗决定宽恕，说：“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时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不同意穆宗的这一说法，直言道：“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安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故乱天下。”穆宗觉得御史中丞的话不无道理，结果没有宽恕此人。顾炎武引来此例，感慨地写道：“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是呵，能够拼命攫取到财富的人，自然不会毫无才具，只在才用何处罢了。而对后来流行的所谓惩贪宜宽厚之论，顾炎武颇不以为然，他说：“乃余所见，数十年来姑息之政，至于纲解纽弛，皆此言贻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朱子谓：‘近世流俗，惑于阴德之论，多以纵舍有罪为仁。’”实则宽宥那些贪腐不吏者，并不是什么“为仁”，而是助恶为患。宋代的包拯告戒子孙：“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顾炎武说，今日之士大夫教子孙，真该以包拯之戒语为取法。 大哉，顾炎武之论——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大哉，欧阳修之论——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大哉，管仲之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