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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过于谦虚绝对是虚伪，对有些人就是应该瞧不起” 当年8月，我随季龙先师去北京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会议，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那天下午散会早，我们回房间早，忽然何先生出现在门前。原来他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访，正在北京，我们这次会议是由社科院召集的，他得知谭先生在就找来了。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缘。得知他这次来访时间较长，社科院还安排他去昆明和上海，先师再次邀请他访问复旦大学。或许因为是初次见面，或许因为他对先师特别尊重，这次何先生没有月旦人物，也没有骂人。何先生走后，先师说他是南人北相，不仅相貌，各方面都像北方人。 回校后，我们以研究所的名义向学校打了报告，报了接待何先生来访的计划。那时外国学者来访不多，一方面外事纪律严，涉及校外的活动都要预先报市外办批准，如去外地活动还得由市外办通报对方外办；另一方面接待隆重，一般都得由校领导出面宴请，招待参观游览。好在何先生名气大，一向被当作“爱国美籍华人”，所以我们报了请他作学术报告，连具体题目都没有，外办并未像通常那样要求报学术报告的内容。 10月间，何先生与师母由昆明到上海。到上海的次日我陪他们去无锡游览，因持市外办介绍信预购了软席火车票，由无锡市外办派车接待，午间去外办定点的太湖宾馆用餐，全天活动都很顺利。没有想到在无锡火车站虽持市外办介绍信，却没有买到原定车次的软座票，只能推迟一班。在候车室等待时，何先生很不耐烦，我十分惶恐，师母却说：“不要睬他，他就是这种脾气。” 那时复旦还没有专门的学术报告厅，一般就安排在几个大一点的教室。考虑到何先生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借了一个可容纳二百来人的大教室。知道后何先生很不高兴，说：“云南大学是请我在大礼堂作报告的。”我陪何先生进教室时，已经座无虚席，过道与窗边都站着人，历史系、经济系、相关研究所一些知名教授都坐在下面，气氛相当热烈。何先生报告后，多位师生提问，不仅对他的论著熟悉，而且都提出希望他再作阐发的要求。会议结束时，何先生兴致不减，说：“毕竟是复旦大学！” 晚年的何先生性情依旧，对多数人他只是在学术、学问上批评，但有时也会涉及人事人品。他在加州大学鄂宛（Irvine，即尔湾，从何先生自译）分校二次退休后，全力研究思想史。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学问，但没有毕生的积累不行。他发表了一篇从思想史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告诉我：“这可是一篇重要论文，其他人是写不出来的。”我不懂《红楼梦》，知道魏同贤先生是红学专家，就问他是否看过何先生的论文。魏先生说：“果然不同凡响，红学界的人很佩服。” 杨振宁先生请他去香港作讲座，他很满意，以后又应邀去清华作讲座。在上海他曾与我谈及香港之行，他说：“现在我与杨振宁越来越有共同语言。一个人过于谦虚绝对是虚伪，对有些人就是应该瞧不起。”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