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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治理方式：官人、信赏、必罚 司马光所说的“治国之要”也包括三项内容：“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方式。这些治理方式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用人”。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得失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人君治国的唯一办法。他说：“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 《资治通鉴》记载了刘邦总结他打败项羽的原因，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因为手下有以“汉初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导致失败。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总结他为什么能成功时，提出五条用人经验：一是用比自己强的高人；二是用有缺点的能人；三是用人之长，弃人之短，即所谓“使人如器”；四是重用敢讲真话的人；五是华夷一家，用人不讲出身，不搞小圈子。 刘备临终前说马谡不堪重用，诸葛亮却派马谡守街亭，导致第一次北伐受到重大挫折。马谡是参谋型人才，“南蛮之人，以攻心为上”就是马谡的意见，诸葛亮采纳了，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地区。但是，这次守街亭，诸葛亮却犯了用人不当的毛病。 《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所以，重用纸上谈兵一类的人才，是领导用人的大忌。《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点讨论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史书，其中所蕴涵的领导智慧，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毛泽东称赞说，《通鉴》写战争，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用兵尚权，所谓“充满了辩证法”，就是不搞教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行权立断”，应该有随机应变的灵活而果断的决策能力，有驾驭复杂问题的谋略和操作技巧。 东汉末年，何进在袁绍的鼓动下，要诛杀全部宦官，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对。何进暗中怂恿董卓等军阀进京来逼太后让步。对此，陈琳很不以为然，因为这样虽然表面上没有违背太后的懿旨，实际上却是用军阀来胁迫太后同意诛灭宦官。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他说：“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资治通鉴》写作“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陈琳的意思是：你军权在握，先把宦官办了，然后再慢慢与太后解释。这是符合民心、符合大道的事情，为什么去找外军入京胁迫太后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外军入京，你能掌控得了这个局面吗？ 这一段话，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经”与“行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哲学基础，唐人赵蕤的《长短经》里有系统讨论。其主要观点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永恒不变的治国理论和方针。王道、霸道、强国之道，都是为了构建一种治理秩序，因时势的需要而改变。不可以认为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治理模式或处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经”，很可能胶柱鼓瑟，犯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就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78年改革开放，就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的。 军师庞统建议刘备入蜀，径取益州，刘备犹豫地说，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庞统就说：大乱之时，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宽与急、刚与柔，要变通运用。 其实这是《资治通鉴》的一种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被司马光包装在儒家的“政治正确”里，曾国藩独具慧眼，看出来了，他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所以，读《资治通鉴》，不光要读它“正”这一面——大仁大义、社会责任；还要读它“奇”这一面——兵家讲用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如果说修心之要三“仁、明、武”、治国之要三“官人、信赏、必罚”，重点要求领导者修炼内圣外王的领导资质，那么，“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就是一种很深刻的实践型政治智慧，是有丰富实际政治经验人的心得之谈。诸如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中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都不是“纸上谈兵”可以领悟的。《资治通鉴》在推崇大道的同时，不乏权变、谋略与辩证法的智慧，这也是它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