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6年到1904年期间，朝鲜高宗主导了新一轮的朝鲜近代化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光武改革。《大韩国国制》就是诞生于这场改革之中。和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不同，这份诞生于一场近代化改革的文献其目的根本在于加强巩固君权，朝鲜的君主专制由此达到了顶峰。那么，《大韩国国制》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呢？ 《大韩国国制》是高宗实行光武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独立协会运动期间君权与民权较量的结果。一方面，大韩帝国的独立自主地位通过《大韩国国制》的规定而得以明确，另一方面，《大韩国国制》赋予皇帝以立法、行政、军事、外交等诸多大权，使高宗竖立了绝对的权威，其君权得到法律上的保障，成为真正意义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大韩国国制》的条文相比之前的《洪范十四条》而言，其立法过程具有更强的自主性，且更加规范化，因为所有内容都是根据《公法会通》第六十八章来制定的，可知高宗以当时在国际法中被认定的主权国家之普遍定位作为昭示独立主权国地位的法律依据。同时比起《洪范十四条》中限制君权的性质又正好相反，《大韩国国制》是以全面强化君权、实行绝对君主制为目标的。这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从宏观来看，过去朝鲜王朝君主的权力合法性源于儒家的王政思想及中国皇帝的册封，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朝鲜不仅结束了宗藩关系，还确立了近代国家体制，因而大韩帝国时期的君权强化并非专制政体的简单回归，特别是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之下的高宗为了建立国内权威与防止外国侵略，认定强化君权是必要条件，故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册封体制之外另寻竖立权力合法性的途径，这就是依据万国公法所制定的《大韩国国制》；从微观来看，《大韩国国制》中加强君权的措施借鉴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第5、6、8、9条中对君权的规定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一致，可见高宗对君权的强化某种程度上也是以日本天皇为榜样的，但同时《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对臣民权利义务、议会、政府权限、司法等的规定则在《大韩国国制》中付诸阙如。总而言之，《大韩国国制》所体现的正是光武改革时所执行的“旧本新参”路线，与甲午更张时期的政治改革存在着明显的断层现象。 《大韩国国制》的制定使韩国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民主宪政在韩国无人敢提，高宗对此颇为得意，曾对左右侍从说：“方今地球上帝王虽多，但能把持主权、行专制之政的真正帝王，只有西方的威廉二世和东方的朕而已。”但是甲午更张结束后流亡日本的韩国政治犯们却反对高宗加强专制的措施，多次策划反攻韩国，废黜高宗，实行君主立宪乃至共和制。另一方面，《大韩国国制》也没能成功抵制日本的侵略，比如1905年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乙巳条约》，高宗拒签，按《大韩国国制》最后一条的规定，所有条约必须韩国皇帝批准才有效，然而日本还是强行通过了这个条约，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直至1910年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吞并朝鲜半岛。所以没有合理的制度及强大的国力作为依靠，即便再以宪法形式确立专制皇权，仍无法摆脱被日本奴役的命运。 日俄战争后日本控制大韩帝国，君主专制有所松动，韩国的有识之士展开“甲辰革新运动”，积极倡议设立议会；宪政研究会等团体也纷纷组建，鼓吹民主宪政。《大韩国国制》的地位逐渐动摇并名存实亡。1907月11月，刚即位的纯宗皇帝李坧颁布新法，誓告太庙、社稷，但由于已经是日本保护国，所以没有多大意义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