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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官网近日报道称，丹麦奥尔堡大学副教授约翰尼斯·德拉戈斯贝克·施米特（Johannes Dragsbaek Schmidt）、教授雅克·赫什（Jacques Hersh）在该刊发表的论文，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东西方关系，对传统经济史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了质疑。 欧洲中心论的含义是欧洲以外的国家只能向欧洲学习并沿着欧洲的道路发展。施米特与赫什认为，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欧洲贸易和殖民征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才出现的。西方在编纂历史时，传统上根据欧洲中心论将这一过程解释为“欧洲奇迹”。但是，对欧洲中心论进行的批评，已经促使人们对长期以来欧洲经验被赋予的优越性提出质疑。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约翰·M. 霍布森（John M. Hobson）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提出，东方在公元500—1000年间比西方更先进，并且在促进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霍布森认为，东方通过两种方式促进了西方的崛起。第一，东方在公元500年后缔造了一种全球经济和全球联系网，西方接受并吸收了这些更为先进的来自东方的“资源组合”，如东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第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人攫取了东方的各种经济资源，从而促进西方的崛起。简言之，西方并非在独立于东方的条件下自主地发展，甚至可以说，如果失去了东方的贡献，西方的崛起根本无法想象。 亚洲错失历史领先地位 施米特认为，近来的研究已经表明，亚洲（主要是印度和中国）文明在美洲被发现前并不比欧洲落后。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对亚洲产品的需求很大，而同期欧洲产品则很难在亚洲市场立足。对此，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国斌在其著作《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写道，在经济方面，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及资源状况与近代欧洲早期大致相同：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和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都属于农业收成不稳定，生产原料有限，二者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构成的周期，并在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的相互作用下，逐渐创造出更大规模的经济。 但到了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并带动一些欧洲国家进行了工业化，这些欧洲国家通过工业革命摆脱了人口与农业收成之间的局限。那时中国处在清朝乾隆年间，当西方发生重大变革之时，清朝几乎仍在延续着几千年来固有的生活方式，因此面临资源供应无法满足人口需求的潜在威胁。此时，东方与西方的经济变化开始分化。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等原因，造成了欧亚两大洲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海霞表示，欧洲中心论认为“欧洲奇迹”源于理性、制度、企业家精神、技术等欧洲的内生因素，而加州学派学者，如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则认为正是很多关联性的力量才促成了西欧的崛起，亚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彭慕兰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外部”因素，欧洲的发明创造对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不可能比在18世纪中国、印度和其他地区不断发生的边缘性技术进步更具革命性。弗兰克提出，要“从一种真正全球性的、整体世界体系的视野”来研究西方以外的历史。刘海霞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破除“欧洲中心论”，以全球史的眼光，从整个世界历史的高度，通过比较研究来观察东西方历史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从而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兴衰更替作出正确判断。 在崛起道路上自主探索 中国实际上早就开始了独立自主探索发展之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当环境的变化（包括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种种“根本性议程”开始形成共识。以清乾隆到嘉庆的过渡为例：那时，在财政、人口、环境和政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带有预警性质的挑战。以魏源为代表的信奉经世哲学的一代中国人，关注“根本性议程”，因此为变革提出的建议都是从“以史为鉴”开始的。他们巧妙地以产生于中国内部的价值观而非来自于外部的价值观，为这样的议程辩护。随着19世纪历史的推进，在这些议程中融入了来自外部的思想，而这些外来的思想也在融入过程中受到了中国“特质”的再造，如认为文人精英积极参与政治有助于加强国家权力与合法性，如果在其他文化背景下，这种看法可能是相反的。孔飞力认为，尽管可能有种种例外，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国家”似乎都符合一个原则：“根本性议程”的产生取决于国内文化。“根本性议程”的长期影响力，是从一代代的传承中体现出来的，是历史演变在机制上的深层结构。 施米特认为，当前的历史进程显示了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日渐式微，同时亚洲的崛起需要解构把资本主义历史作为“欧洲奇迹”产物的见解。尽管当前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轨迹分析的竞争性描述才刚刚开始，但是数十年来，亚洲挑战的不断演进已经证明了这一探索初见成效。 亚洲开发银行在《2017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中提到，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以上。刘海霞表示，亚洲的崛起表明“中心—边缘”体系的不可持续性，破解了欧洲中心论设定的“冲击—回应”模式。这种模式认为亚洲国家缺乏内在动力，只能主要通过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来获得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刘海霞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亚洲的崛起充分说明，历史研究中不能仅仅以某个社会或地区的特征为标准进行取舍，这不是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性和多样性的科学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