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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至9月，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羊祜山发掘了一座明代墓葬，墓主人为明襄藩门正聂相寿，官阶正六品。在墓室后壁正中阴刻墓碑一通，墓碑上方嵌一长方形石块，其上阴刻楷书“安乐窝”三字。这是“安乐窝”首见于正式的考古发掘。  “安乐窝”三字 安乐窝一词，由北宋邵雍首先提出，此前多见于文献记载。《宋史》卷四二七《道学列传一·邵雍》载：“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邵雍曾作《安乐窝铭》：“安莫安于王政平，乐莫乐于年谷登。王政不平年不登，窝中何由得康宁？”安乐窝即是由其中第一、二、四句的首字组成。安乐窝的标准，邵雍自有定义，他在《无名公传》中说：“所寝之室，谓之‘安乐窝’，不求过美，惟求冬暖夏凉。”安乐窝一词，今天来看，接地气，有温度，很难想象它出自温文尔雅，言必称之乎者也的北宋文豪之口。但是这个词绝非邵雍一时兴起、信口开河的随意之作，它蕴含了深刻的个人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流行思潮，迎合了底层人士对于居者有其屋的基本诉求。“安乐窝”既有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安乐”之雅，又有传统俗语中的“窝”之俗，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共鸣。 邵雍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道家、诗人，与程颢、程颐、周敦颐、张载并称“北宋五子”。朱熹也把上述五人加上司马光，称为道学“六先生”。邵雍科考未成，但并未因此消沉，他花费了很长时间四方游历，参理悟道。他躬行孝道，侍奉父母，虽然家徒四壁，但仍能怡然自乐。其大隐隐于市和百善孝为先的理念为其赢得了广泛赞誉，司马光、富弼朝廷重臣等均敬重其为人，与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被邵雍称为“安乐窝”的宅子便是司马光等人出资为其购买的。宋仁宗和宋神宗年间，虽曾两度被举荐为官，但均称病不出。他身上体现的出世与入世的处世哲学深刻地影响了很多人。 作为以振兴儒学为己任的理学家，邵雍提出的安乐窝体现了浓厚的儒家中庸思想。孔子评价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身上体现出的安贫乐道的人生境界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刘禹锡《爱莲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其中体现的陋室之陋与陋室主人高洁傲岸的高尚品格对比鲜明，也正是安贫乐道的绝佳注脚。“安乐”所蕴含的思想内涵恰恰耦合了这种悠然出世的人生哲学。  “金玉满堂”供养钱 邵雍一生不仕，并非超然世外，做一个毫无担当的区区隐士，而是以另一种方式体现自己深沉的家国情怀。宋神宗为了富国强民推行“熙宁变法”，由于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新政推行步履维艰，不少官员迫于压力，纷纷辞职。邵雍的门生旧友经常登门拜访，求教良策。邵雍认为“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明确反对官员的懒政和不作为，表达了自己的民本主义和爱民思想。这又是邵雍入世的真实写照。 宋代以来，安乐窝见诸于很多文学作品中，即是这个词深入人心的绝好体现。辛弃疾《题鹤鸣亭》：“疏帘竹簟山茶碗，此是幽人安乐窝”。宋方壶的元曲《水仙子·隐者》：“青山绿水好从容，将荣华富贵撇过梦中，寻着个安乐窝胜神仙洞”。蒲松龄《聊斋志异》：“吾家娘子悯君厄穷，使妾送君入安乐窝，从此无灾矣。” 羊祜山明墓，除了出土“安乐窝”石牌，还伴出八棱形釉陶盖盒，属于舍利函器，常见于明代佛塔装藏物。这件釉陶盒上装饰有与佛教相关的纹饰，如摩羯鱼、供养七宝等图案，盒内有五色舍利以及专门用于佛教仪轨中的“金玉满堂”供养钱，说明墓主人生前笃信佛教。在同一座明代官员墓中，既出土“安乐窝”石牌，又出土佛教舍利函，这也是古人“事死如事生”“视死如视生”的精神表达。墓主人聂相寿既认同邵雍“此心安处即吾乡”的儒家理念，将墓室打造成另一个世界的安乐窝；同时，他也相信人生有轮回的佛教思想，许愿来生仍可以找到自己的安乐窝。可以说，“安乐窝”明墓的发现，真实反映了明代万历年间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宗教信仰体系。 （原文标题：此心安处即吾乡 ——考古发现中的“安乐窝”精神内核） 责编：荼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