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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本文集取名为《汉以前东北考古研究》，有这么几点考虑。一是，1982 年我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张忠培先生，张先生当时给我拟定的研究方向为“汉以前东北考古学”，在我从教的三十多年里，始终遵循先生指引的这一方向从未改变；二是，留校任教后，先后开设了“东北新石器与青铜时代考古”“汉以前东北考古区系类型研究”“东北燕秦汉考古和东北考古专题”等系列课程，在汉以前东北考古教学与实践中，始终把握学科最新发展动态、突出专业特色；三是，吉林大学地处东北，一直强调严格的田野考古训练，坚守一切认知从考古材料出发的治学理念。多年来，我主持或参加的十余次考古发掘、区域考古调查，主要集中在包括内蒙古东部在内的东北地区，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系列研究成果，也都围绕这一领域展开。所以我认为这一命题既是对自己学术经历的回顾，也是研究成果的检视和总结，更是为表达吾师引领、惠泽终身、融入我内心感动的回馈。 本书收入的40 篇论文是从历年发表的文章中甄选出来的，代表了我在汉以前东北考古方面的主要观点与学术体系。文集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新石器时代收入10篇论文。《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研究》一文，写于20 世纪90 年代。该文通过陶器类型学研究，认为辽东半岛新发现的“三堂一期文化”显然不是由小珠山下层、小珠山中层发展而来的，说明在本地区小珠山系列文化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以条形堆纹陶器代表的遗存。这类遗存可能是由鲁西南经胶东半岛传入辽东半岛的，在继续北上过程中，除形成偏堡子类型，还影响到西北朝鲜地区。这类遗存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时间上的延续性，空间上的流动性和地域上的差异性。《大沁他拉陶器再认识》曾假定，新石器时代沿科尔沁沙地南缘，经奈曼、库伦、彰武、康平一线，存在一条沟通辽西腹地与下辽河平原的通道。《从科尔沁沙地东部考古发现看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向西传布》继续重申这一观点。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偏堡子类型那样的遗存还向西直抵内蒙古奈曼旗、扎鲁特旗，参与到南宝力皋吐墓地所反映的文化构成中。由此证明，我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沿科尔沁沙地南缘存在文化通道的设想是成立的。《中国东北先史环壕聚落的演变与传播》一文，是参加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合作项目而写作的。该文将辽西地区环壕聚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探讨了其形态和结构的演变。通过与下辽河、嫩江中下游和吉林省中部、东部地区发现的环壕遗址比较，从时空范畴看，东北最早的环壕发生在辽西地区，然后呈序时性的由西向东延展分布。按这一线索推导，集中发现于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九州地区环壕形成的聚落，深受中国东北影响，并指出这绝不仅仅是单一文化元素的传播，环壕聚落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接下来的《论西梁遗存及相关问题》《关于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性质的几点思考》《探索内蒙古科尔沁地区史前文明的重大考古新发现——哈民忙哈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学术意义》几篇论文，是对内蒙古东部地区近年来发掘的几批新材料的探讨。通过文化内涵解析和年代与性质的认定，可确认它们属于不同年代、各具特点的几种新考古学文化类型，其中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的发现尤为重要。哈民忙哈遗址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纬43°以北地区，首次大面积发掘的史前聚落遗址，遗址埋藏条件好，出土遗物丰富，遗迹保存完整。发掘中清理出相当完整的房屋木构架遗迹和大批非正常死亡堆弃的人骨，场景十分震撼，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极为罕见。《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大批人骨死因蠡测——关于史前灾难事件的探索与思考》一文，根据种种迹象判定，哈民忙哈遗址是遭遇突发事件而废弃的。通过凝固历史瞬间的情境观察和人骨死亡年龄统计，结合自然环境和生业方式分析，在排除地质灾害、人为杀戮等灾难后，提出距今5000 年前科尔沁沙地曾遭受过瘟疫肆虐，导致哈民忙哈居民群体死亡的直接原因，应缘于一场鼠疫。《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西辽河流域北系区几种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一文，基于2000 年以来，我在西辽河以北地区多次考古调查和参加几处重要遗址发掘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对这一地区史前文化长期关注和思考的总结。主要观点可以表述为：在辽西新石器时代框架内，存在两个文化序列，一个是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主体文化序列；另一个是西梁—富河—哈民忙哈—南宝力皋吐非主体文化序列。由于后者只见于西辽河以北边缘地带，且有很强的自身特点，表现出与中心区域考古文化相分异的现象。在这一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文化变迁，呈现渐行渐远的“离心运动”，这种情况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以西辽河北系区几种文化类型为切入点，整合周边地区相关材料，探讨了考古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问题。在区系考古学文化研究取向方面，提出将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解构成两个序列的双重构造模式，从理论层面为重建该地区新石器文化体系进行了有益探索。 第二部分，青铜时代收入16 篇论文。青铜时代是我对汉以前东北考古研究着力较多的一方向，这次收入的论文几乎涉及东北重要的青铜文化和考古遗存，覆盖范围较广。最早写作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首次以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夏家店上层文化成分进行解析，在文化分期、渊源及与周邻文化关系方面的讨论均有独到见解。关于族属研究，本文对夏家店上层文化为山戎遗存的论证，修正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东胡说观点。20 世纪50 年代初命名的西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最早确认的青铜文化。作为早年写作的《西团山文化墓葬分期研究》（《北方文物》1991 年3期）的姊妹篇《西团山文化来源探索》一文，从更广泛的视野和文化谱系角度探讨西团山文化来源问题，最先提出西团山文化与辽东山地及下辽河平原商周时期诸文化遗存存在文化谱系的渊源关系。《论高台山文化及其与辽西青铜文化的关系》，首次对高台山文化特征组合与年代进行了界定，比较分析了高台山文化与辽西地区三种青铜的关系，借此推定辽西青铜时代不同系统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高台山文化向西扩展有关联。该文还以陶鬲谱系为线索，第一次提出夏家店上层文化主体源于高台山文化，这一观点为学界广为引用。嫩江下游及周邻地区是东北青铜时代一个独立的考古文化区，但田野工作长期滞后。1986 年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三次发掘规模大、内涵丰富。我经历了从发掘、整理到编写报告的全过程。张忠培先生在《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考古报告的序中写道，“考古学者至今在肇源白金宝遗址发掘过三次，前两次发掘仅确认出该遗址只存在一层堆积即白金宝文化堆积，而第三次发掘，则从层位上辨识出白金宝遗址存在着先后叠压的四层文化堆积。这先后四层叠压的文化堆积的揭示与确认，不仅于白金宝遗址是第一次，至今于嫩江流域考古发掘工作中也是唯一的一次。”本文集收入的《松嫩平原先白金宝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论白金宝二期文化》《肇源白金宝遗址分期与各期文化层面考察》三篇文章，就是我在整理这批材料过程中，阶段性的认识或对所关心问题的阐述。其中最后一篇，是由《肇源白金宝》考古报告结语第二部分经重新命题改写而成。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若从典型陶器空间坐落的区位来看，西部是鬲分布区，东部为壶分布区，它们在各自分布区内形成了传承有序的考古学文化系统。由于典型陶器的特质性，历来被研究者所重视。虽然较之陶鬲，陶壶的形态特征不易把握，但在辽东地区陶壶却是可串联起各类考古遗存、建立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辨析谱系关系唯一的类型品。这便是《辽东地区双房式陶壶研究》的写作背景。该文提出三点认识：一是双房式陶壶的祖型可追溯到庙后山文化，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以太子河、浑河为中心，分布范围遍及辽东地区并反映时段特征的一种文化遗存；二是将双房式陶壶分为A、B两型，在辽东地区它们是出于同源陶壶谱系的两个发展序列；三是所谓“美松里”陶壶，是双房式陶壶自西周中晚期发生分野以后，向东流向西北朝鲜地区的一支。同时向北流布的另一支，对西团山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短剑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一文，以介于辽西与辽东两大文化板块之间的大、小凌河流域为伸长点，将这一地区含曲刃短剑遗存划分为三个考古文化期。指出公元前一千纪后，曲刃短剑为代表的这类遗存以其连续性保持着文化内涵上的承继关系，并与努鲁儿虎山西侧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形成显著区别。这一时期，虽然大、小凌河流域青铜短剑墓具有多元文化成分杂糅的特点，但是来自辽东地区的文化因素表现得更为强烈。基于上述研究成果，《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一文，对东北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作了全面总结，第一次在该领域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时空框架与谱系结构。此后在《东北青铜时代区系考古学文化论纲》中，又进一步对这个结构体系进行了细化与完善。将东北青铜时代划分六个考古文化区、四个发展阶段和东西两大区系与中间地带，这种分布格局比照先秦文献记载的东北诸古代民族方位，已具有了民族文化区的雏形。林沄先生对我承担的《汉以前东北考古学》国家教委“八五”社科规划项目的结项报告曾评价到，“一方面以亲自发掘的重要新资料，填补了汉以前东北考古的多项空白，修正了旧有的认识，提出了新的文化类型和研究题目。另一方面，则以很宽广的文化视野和细密的比较研究，对本地区及邻区诸考古文化的年代序列、源流、相互影响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尤其可喜的是，在东北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区系类型上已构成一个新的自成一家的框架。” 我对东北和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一直比较关注，陆续发表过几篇文章，现在看来都不尽如人意。但它们毕竟记录了那个时间段我所思考的问题，也反映了当时的认识水平，所以也收录到文集里来。其中代表性的有两篇：一篇是《试论我国北方地区銎柄式柱脊短剑》，文中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銎柄短剑，既不同于典型的“东北系”分体曲刃剑，又区别于“北方系”的联铸体直刃剑，其祖型蕈首直刃剑与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所见卡拉苏克式短剑为同一系统。据此判定銎柄短剑是卡拉苏克式短剑的支流衍派，这个观点曾引起学界的关注；另一篇《中国北方的管銎斧》，通过对发现于我国北方地区管銎斧的全面梳理和分类与编年研究，就其分布的区域特点、文化性质和存续发展过程进行讨论。该文指出中国北方自夏代就已出现了接受中原夹内兵器影响的原生斧，至少到商代晚期又形成不同形制、各具地方特点的管銎斧变体。尽管不排除部分类型品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就文化背景和形制特点分析，中国北方地区的管銎斧是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 第三部分，燕秦汉时期，发表过的文章不多，选了3 篇。《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及年代认识》是一篇简报，之所以选定收入进来，是因为二龙湖战国至汉初古城址的认定，颠覆了此前学界对战国时期燕文化在东北地区分布范围的认识，使其控制范围又向北推进了100 余公里。这一发现对东北民族、考古、疆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辽宁锦西邰集屯三座古城址考古纪略及相关问题》一文，通过对邰集屯集中发现的三座城址形制、结构、建筑特点的考察与年代认识，为这一地区先秦古代部族的考定和秦汉郡县设置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东北燕秦汉长城与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表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东北燕秦汉长城是一个巨大的防御体系，更是一条特定历史时期划定的不同民族、疆域和不同文化及生存状态的分界线。从时空范畴和内容形式看，燕秦汉长城以南辽河东西两翼地区为中原文化政体覆盖范围，文化面貌与燕秦汉文化大体一致，并保持同步发展态势；长城以北及边远地区，则保持着原有文化的多样性和交错并存的复杂性。本文历数长城以北地区含早期铁器的遗址和墓葬，探讨了汉式铁器在东北的传播，针对已发现的诸考古学文化遗存，结合汉魏文献记载，提出东北早期铁器时代已形成民族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 进入2000 年以后，我和我的同事王立新教授先后承担两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号：01JAZJD78003、2007JJD780122）。2002～2003 年，项目组在西拉木伦河上游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并对重点遗址发掘。这次田野工作历时两年，涉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林西县、巴林右旗三个旗县，踏查遗址40 余处，识别先秦时期9种文化遗存，其中林西县井沟子西梁新石器时代遗址和井沟子青铜时代墓葬为代表的两种文化遗存为首次发现。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填补以往不同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同时也确立了该流域区先秦时期比较完整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2007年和2009年，“科尔沁沙地汉以前考古”课题组，对吉林省通榆县、洮南县、白城市洮北区，内蒙古科右中旗、扎鲁特旗、通辽市、开鲁县、科左中旗、奈曼旗、库伦旗等两市八旗县，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复查，共新发现含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遗址30 余处，结合近些年在这一地区几次大规模发掘，尤其是多项重大考古发现，使考古工作一直比较薄弱的科尔沁沙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已初步建立起的编年序列共有9 种文化遗存，可划分六个时段。本文集第四部分选入的论文，基本都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研究有关，其中有4篇是所承担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或相关研究。 第五部分，列入其他考古学研究的有6 篇文章。过去我在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时，遇到个别既叫不出名字也不明用途的器物，还有陶器上的特殊纹饰和刻划符号等，往往会萌生出种种猜测。然而出于好奇的猜测不是根据，需要的是考古学方法，并结合历史文化印记的寻觅和民族志材料的认证，做出合乎实事的逻辑判断。也许是兴趣使然，我对这类题材比较关注，因为它们是保留下来的古代形象历史，极富情趣且内涵丰富，值得充分利用。这里收入的几篇文章，全凭个人理解，虽然难免疏漏、错误，但在探究过程中却帮助我扩大了文化视野，也算有所收获。最后一篇《中国考古学20年之发展现状与跨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是为吉林大学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 周年大型学术报告会撰写的讲演稿，附在后面就作为结束语吧。（本文由孙莉、蔡鸿博摘编自 朱永刚 著《汉以前东北考古研究》之 引言。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