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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民易俗 循吏对法家学说的实践还表现在治理社会、管理民众的具体措施上。移风易俗的主张并非儒家所独有。荀子言：“无国不有美俗，无国不有恶俗。”因此，移风易俗包括两个方面：倡美俗、遏恶俗。法家与儒家一样，主张自上而下地移风易俗，《韩非子·奸劫弑臣》言“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鞅游说秦孝公“变法易俗而明公道”，秦孝公推行了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可见，对于移风易俗，儒家侧重柔性的德政教化，而法家注重赏罚等刚性措施。循吏的移风易俗实践在注重德化的同时，也注重使用法律的强制手段。 蜀地郡守文翁见蜀地有蛮夷风，“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可见文翁的移风易俗离不开精通律令之士的支持。龚遂任渤海太守，“齐俗奢侈，好末技”，他除了以身作则倡导节约之外，还通过发布行政命令这种强制的方式规定百姓的种植养殖标准，其细致程度与睡虎地秦简《仓律》所载秦朝百姓种植规定类似，此外还强制百姓以刀剑换牛犊。召信臣任职南阳太守时也有强制性易俗措施，“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循吏以强制手段来遏制恶俗，这与儒家所提倡的美俗正好互补。法家的这种易俗方式，也取得了与儒家德化类似的效果。龚遂的治下，“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召信臣的治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 司马迁以“奉法（职）循理”描述汉代之前的循吏，而《汉书》《后汉书》则以“移风易俗”、“不至于严，而民从化”、“导德齐礼”作为汉代循吏的表现，因此后世也把循吏作为儒家德化思想的践行者。然而，从汉代循吏的实践活动来看，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他们对法家思想的参考和借鉴亦不可谓少。《汉书》《后汉书》的循吏定义，折射出当时“独尊儒术”的思想和舆论氛围，但政治实践呈现的法家元素，一方面反映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反映了法家思想在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与循吏相对的酷吏，在汉代被冠以“严削”、“猛政”、“刑罚用兴”之名，后来常被贴上法家的标签。大部分酷吏虽然熟习律令，却做不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相反，他们阿主曲法、严酷好杀的行为更是与法家的核心精神相距甚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法家学说与秦汉时期的国家治理研究”（16CZS02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