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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铭文指的是在陶、金属、大理石等硬质载体上的刻文以及书写在陶器上的字母文字。作为一种公共和私人的记录形式，从法律、法令、账目等“官刻”到墓志铭、题献、随意刻泐等“私刻”，与时人的政治、文化、宗教、经济以及日常生活等息息相关，无一不承载、记录着历史上的瞬间。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铭文学家L. 罗贝尔（1904—1984）所言，“或可把希腊、罗马的历史视为一种‘铭文文明’”。 铭文字母书体具有断代的作用 发端于古风时代的这种“铭文文明”，形同中国的青铜器文明，也经历过所谓的“简铭期”。当时的铭辞简短，传世者少，残泐且漫漶多见。作为断代依据，铭文字母的书体因地、因时而各有不同，差异间见；行款则依次经历了右书而牛耕刻写法，复左书而定式作行列布局的演变。“萌生”于这一时期的法律、法令以及盟约等铭辞亦见证了希腊城邦的发展以及邦际间的互动。随着雅典的崛起，古典时代的文化成就显赫，民主昌盛，以石刻为主的铭文也进入“长铭期”，数量上亦以雅典为最。其中，雅典相继出台的诸多帝国法令补苴了文献记载的阙如。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加速了东西方的交往，小亚细亚、黑海等地的遗存极大丰富了这一“过渡时代”的历史记录，现存铭文的多样性亦反映出希腊文化的影响以及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 在古代希腊，以石刻为主的官刻多见于神庙、圣地、大型建筑以及广场等“公共空间”，作用形同现今之公告。另外，作为垂诸久远的记录，勒石刊布的法律、法令、建筑支出等政务信息亦间接反映出城邦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历史上，最早措意铭文价值的盖为西方“历史鼻祖”希罗多德。在其所著的《历史》中，希罗多德征引或转述的铭文凡二十处，范围包括希腊本土以及吕底亚、巴比伦尼亚、波斯、埃及，其中三则可与已发现的铭文相互印证。至于希罗多德征引的铭文是其亲历所见还是“道听途说”当作别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希罗多德起，铭文即已作为历史记录而为时人所关注。继希罗多德之后，修昔底德的史著中也常常征引或述及铭文资料，2世纪的旅行家保桑尼阿斯在游历希腊期间，对所见铭文与遗迹描述得更加详尽。但他对铭文所记并非盲目采信，时见辨析与正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