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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师生“望穿眼” 清华与泰戈尔的结缘，始于1917年4月26日、5月24、3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06、110、111期）开始连载《印度诗人塔果尔传》。虽然在这之前，欧阳仲涛于1916年2月在梁启超等主办的《大中华杂志》发表了《介绍太阿儿》，且文末注明“未完”，但直到该杂志终刊，未见后续。所以，《清华周刊》上这篇文章，应是国内较早最全面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的传记。文章将泰戈尔一生分三个阶段，即“幼年时期”、“办学时期”、“学说”。文章介绍了泰戈尔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观点：“一言以蔽之，西洋文化为都市文化，东洋文化为森林文化。西洋之格致，仅及于物质形下之格致也，以此征服天然界，不綦难哉。东洋之格致，直将吾心灵扦外物，外物不必皆为有形之物。”文章也指出了泰戈尔以印度文明代表东方文明。但作者认为，最古老的东亚哲学，“莫古于易，今之通儒”。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并不相悖：“咸谓易理与佛经多相通。”文章持论客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比较，也中肯有据。1918年夏，《清华周刊·第四次临时增刊》（第4期）又发表了宋春舫的《国运与文学》，其中将泰戈尔的作品与“国运”相联系：“对于唤起人民爱国之天良，而慰其琐尾流离之困；对于世界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与之心，而祝其有恢复自由之一日也。”他希望中国也出现泰戈尔这样能以文学拯救国运与衰颓之势的作家。 泰戈尔进入国人视野，清华大学有推介之功。 1923年，泰戈尔即将访华的消息传开后，清华同学以“望穿眼”来表达欲一睹诗哲风采的心情。为使师生更好地了解泰戈尔的作品与思想，《清华周刊》特约请毕树棠撰文《太戈尔研究指南》，“将近几年来中西书报上关于太戈尔的论著，作一个选择的编纂，和简单的介绍，以为读者研究太戈尔的学说与文艺之助”。《指南》收集从1913年至1923年十年间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摘录的有关泰戈尔传记、戏剧、诗歌等的介绍、评论等文章74篇，并介绍其大意。同时也收录此一时期美国杂志为主发表的83篇英文论文索引。这是当时国内最全面的泰戈尔论著目录，堪称当时泰戈尔研究指导手册（毕树棠：《太戈尔研究指南》，《清华周刊》，第293期，1923年11月9日）。 1924年4月11日，《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复刊》（10期）还介绍了龙今吾的文章《太戈尔的恋爱观》（原刊于《妇女杂志》，1924年2月1日），并表示“我们望穿眼的太戈尔先生将于四月中来华。此老的作品我们拜读过的很多，然终少见有人拿他的哲学，作分析之研究，”此篇文章综合泰戈尔的诸多作品，概括出泰戈尔的恋爱观。 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努力搜集泰戈尔的著作，至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图书馆已收藏泰戈尔英文著作25种。清华“图书馆已备（泰戈尔的英文著作）者，虽不完全，亦不大缺” （吴汉章：《泰谷尔著作介绍》，《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11期，1924年5月，第34-37页）。 可以说，在泰戈尔迈进清华大学的大门，但对清华大学还了解不多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师生对他应该已不陌生了。 泰戈尔访问清华，与梁启超等人的热情邀请有关。作为讲学社的核心人物和泰戈尔访华的主要邀请人与接待者之一，梁启超对泰戈尔在华的行程安排细致入微，并希望借助清华的力量。3月7日，梁启超致信蹇季常，商讨泰戈尔访华住所问题时说：“独太戈尔房须别觅，真是一问题，渠不过一个月后便来，非赶紧设法不可。我想城里找适当的很难，最好是海淀，其次则香山……”并特别提出要时任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帮忙料理（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0页）。 梁启超在北京师大发表欢迎泰戈尔的演讲时，曾就自己之前多次拒绝北京师大校长的邀请而道歉，但对清华大学，他似乎感情既深且厚，从1914年起就不时在清华从事著述或讲学，而且觉得有无限愉快。从1923年9月起，他开始在清华长期讲学，所开“最近三百年学术史”与“群书概要”等课，受到清华同学的热烈欢迎。泰戈尔访华之际，清华已成为梁启超主要的活动地点之一。正是梁启超及清华校方的热情邀请与接待，才有泰戈尔在清华园长达近一周的驻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