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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把“真实”留给了清华 诗圣莅临，清华师生“不独争欲观其风采，且以能与彼接谈为快”。因此，经学校协调，并经泰戈尔许可，5月2日、3日两天下午五点至六点，泰戈尔专门接见学生。一天傍晚，泰戈尔在后工字厅接受了十余位同学的采访。泰戈尔背着栏外的荷花池，同学们则环坐席上。同学们首先询问如何解决西方文明“迫成之饥窘问题”，泰戈尔表示，自己因不熟悉中国的具体情况，所以就只能介绍了西方文明与印度的贫富差别的关系。同学们还问了其他问题，如：“他所信仰的上帝究竟是否与耶稣教的上帝有分别？”“人们的生存在世，是不是特幸？”“‘自由’与‘爱’之确凿的界说及其相互的关系”……“太氏温蔼可亲，且善为青年劝导。是以聆其谈话者莫不叹佩。”（《哲人谈话》，《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不知不觉，已是6点半，比约定的时间多了半小时，同学们恐老诗人太辛苦，遂道谢告别而去。 5月2日，有“中国的泰戈尔”之称的辜鸿铭，专程从北大赶到清华会见泰戈尔。两人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详知，但辜鸿铭对泰戈尔并无好感。3日，清华学生梁朝威采访辜鸿铭，请他谈谈对泰戈尔的认识，辜鸿铭认为泰戈尔足以代表印度文化，“然其知中国之事少，且所言不足以救中国之弊；盖其理想太高，太谷尔其犹龙乎”！辜鸿铭将泰戈尔比作中国的老子，并且感叹说“堂堂乎太谷尔也”（梁朝威：《与“中国的太谷尔”谈话记》，《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此时的辜鸿铭谈及泰戈尔还算客气，同年7月24日，他在法国《辩论报》上撰文，则直接称泰戈尔给中国带来的只是“谬误和混乱”，“让他不要来给我们讲授什么文明”。 3日晚，学生会开全体学生大会欢迎泰戈尔。这次欢迎会原定10日举行，因为泰戈尔原定在清华园驻留23天（4月28日至5月20日），但因泰戈尔“不日离校，恐不克亲受欢迎”，所以才提前至3日（泰戈尔在清华园的实际停留时间为6夜5天）。 晚餐时分，清华附属高中的同学皆在清华大学聚餐，饭前高唱中英文校歌，“精神为之大壮”。饭毕，同赴新礼堂静候泰戈尔莅临。不久，“吾人望眼欲穿之诗哲由工字厅从容来矣”。全体同学起立致敬。泰戈尔落座后，首先由学生会干事部主席致开会辞。辞毕，同学们同唱校歌。歌毕，冀朝鼎代表全体同学致欢迎辞，“辞中意气壮巍，道东方之文献；情意虔恳，言欢迎之热诚，为该会之最精彩者”。会上，同学们还表演了两出哑剧、国乐、昆腔等节目，“皆极一时之盛”。泰戈尔对国乐表现出浓厚兴趣，一曲完毕后，意犹未尽，请同学们再弹奏一曲（《欢迎太戈尔》，《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泰戈尔与清华师生的谈话非常轻松随意，“谈论人生问题——自宗教至性恋，自性恋至财政，不仅听着的人实惠，讲的人不受形式的拘束也着实的愉快”。泰戈尔觉得很愉快，他觉得中国的学生很聪明，自己与学生们很“投机”。徐志摩注意到了诗人情绪的变化：“听老人的口气，似乎他自己以为与学生们的谈话是很投机的。”他遗憾自己当时都不在场，也不知道这些珍贵的谈话是否有人记录下来：“那几番谈话不知道当时或是事后有人记下否（恩厚之只剪着几条断片，却始终不曾整理出来），如其有，我盼望记下的诸君将来有机会发表。”不知他后来是否知道，这些谈话的大致内容发表在《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上了。 泰戈尔在清华期间，正值“燕草碧绿，秦桑绿枝时节，水木清华的清华园已成了姹紫嫣红，鸟语花香的乐国”，泰戈尔此时“‘驻锡’于此”，与清华美景“互相辉映，点缀一时，水木清华的清华园，益呈霭祥可爱之象”。清华师生“居此霭祥可爱之乐国，得聆此诗哲环琦之高论，不禁心旷神怡，觉天下事无事不乐，天下物无物不美矣”（梁朝威：《与“中国太谷尔”谈话记》）。 5月5日，泰戈尔告别清华师生，返回北京城里，出席下午1点至5点在东城大佛寺举行的佛教会欢迎会。清华师生恋恋不舍。因为泰戈尔在清华的一星期，“实在是我们最引为荣幸，并且在清华的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虽然以前清华来过很多达官贵人，但热闹过后，他们什么都没给清华留下；但泰戈尔不同，他来清华，是“带了一份极珍贵的礼物来送给我们享用。这份极宝贵的礼物就是他那伟大的人格”。所以，他“离开了清华之后，他的印象是曾常时存留在我们的脑筋里。他对于我们的行动和思想是有很大的影响。他曾使得我们此次欢迎他的兴趣不但不渐渐消灭，并且引导我们到了一条新辟的大路上，使得我们心头上时时刻刻地记着他的话，向前进行”。这条大路，就是“建设世界文化的使命”（《泰戈尔先生去后》，《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泰戈尔的美好形象，就这样永远留在了清华师生脑中。而清华师生的真诚，也给老诗人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清华精神与老诗人的灵魂在交融中诞生了著名的“清华演讲”，至今都仍在激励着清华人去直面真实、直面责任，为自己、为清华、为中国、为世界，去担当。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