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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以来，上海以长江流域经济为依托，京津地区以华北、东北等地区经济为基础，分别发展成为南北区域经济中心，在金融领域则各自形成以江浙金融资本为核心的上海系金融势力以及以京津地区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华北系金融势力。随着南北两大经济区域之间贸易往来的日益密切，两地金融市场的相互渗透、金融资本的跨区域流动、银行同业之间的相互扶助亦随之加强，逐渐形成了多层次的双边互动关系。两大金融势力的竞争与合作，活跃了地方资本市场，提高了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也推动了南北经济区域之间的一体化发展。 关 键 词：江浙资本 近代银行 华北经济 金融互动 作者简介：王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北京 102249)。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YJC770035)、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4ZFG77002)、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近代京津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征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两者同属一个经济区域，地理位置相近，华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亦以京津为中心，如天津的出口大宗地毯，即由来自甘肃、蒙古等地区的皮毛，多在北京交易，由厂家织成地毯后，从天津口岸销往世界各地。①另一方面，京津两地金融业的整体性也比较强。在传统金融业中，京津两地的银钱业相互关系十分密切，如有天津商人在北京开办的华昌银号、春源银号、裕康银号、天津恒源银号北京分号②等，北京商业资本在天津开设的银钱号同样势力庞大，在天津银钱业市场形成了北京帮。③近代银行兴起之后，两地的金融关系依然紧密，如金城、大陆等势力雄厚的银行，总行虽设在天津，但直到中央政府南迁之前，业务重心都在北京。例如金城银行成立于天津，但总经理周作民常驻北京拓展行务，1918年甚至还在北京设立总经理处，由周亲自掌控。④此外，由于京、津距离较近，两地银钱往来，“除行化收交照市折价交付银元外，银元收交多以平价交换”，⑤可见，京津地区的金融业已形如一体。作为华北的经济中心，京津地区与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之间的经济关系是怎么样的?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经济互动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从埠际贸易的角度对上海与京津地区的贸易关系尤其是转口贸易进行了不少探讨，但就两个经济区域之间的金融联系着墨不多，⑥从金融资本互动的角度考察京津与上海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近代中国不同经济区域之间内在关联的认识。 一、南北金融网络的相互渗透 近代银行业兴起后，除了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之外，大致形成了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边业银行、四行储蓄会等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系银行势力，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中南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以上海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上海系银行势力。⑦两股银行势力所代表的华北金融资本与江浙金融资本之间，既有相互竞争，亦有相互合作。 华北金融资本与江浙金融资本的竞争关系可从各自在对方经济区域的金融网络拓展情况一窥端倪。根据193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调查，北平共有银行23家，既有中国、交通等国立银行，又有河北省银行等省立银行，还有中南、上海等商业银行，其中，总行在上海的有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货银行等14家，占银行总数的60％以上，这些银行在北平的营业机构多为分支行处。⑧较早的如浙江兴业银行在1914年就在北京设立了汇兑处，后升格为北京支行。⑨可见北京近代银行业，以上海的江浙金融资本为龙头。我们再看天津，根据1937年的统计，天津的银行业，“完全为上海系银行势力所占据”，仅从当地银行业的资金力量我们便可以明了，该市银行业中，总行驻在上海的有中央、中国、交通、中孚、中南、大中、国华、浙江兴业、垦业、中国实业、农工、国货、上海、明华、新华、东业等银行，拥有资本总额近两亿元之多，而天津以及华北地区的地方银行，包括河北省银行、大陆银行、边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生银行、殖业银行、裕津银行、中原商业储蓄银行等在内，资本不足四千万元。⑩由此可见，天津金融领域的情况与北京类似，江浙金融资本的势力不容小觑。 同样，在江浙沪地区，我们也能发现华北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尤其是北京政府结束后，全国政治中心南移，不少以华北金融资本的银行亦将经营重心转向上海。1930年，鉴于国内形势变化，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特地从北平出发，经由天津，前往上海、南京等地考察，并于当年决定在上海设立展业科，推动金城沪行的发展，1934年又将总处业务科迁往上海，1935年3月，该行董事会认为“年来形势既异，而经济及金融重心，益觉专集于上海”，“京沪密迩，亦有相为呼应之势，同业中已先有将总行迁沪者，本行似难再缓”，正式决定将金城总行、总经理处分别由平、津迁往上海。(11)同时，为扩充业务起见，1930年之后，金城银行在上海、苏州等地增设办事处，江浙地区的营业网络日渐密集。(12)大陆银行成立的第三年，即1921年，就在上海宁波路筹建上海分行，嗣后又陆续在霞飞路、静安寺路、方浜路、虹口等地分设支行数处，(13)依托上海分行，又在无锡、南浔、杭州等地陆续设置办事处，以图招揽业务，直至抗战爆发前，大陆银行在上海地区的营业日益发达，获利优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4) 从业务上看，华北金融资本业务重心也呈现出逐步南移的态势。金城银行汇款业务中，1921年京津地区占全行汇款业务的81.77％，上海为5.94％，1927年京津地区占72.37％，上海为15.42％，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金城银行的业务重心一直在京津地区。而1927年之后，金城银行的业务逐渐向江浙地区转移，至1937年，京津地区的全部汇款占全行业务的比重只剩下17.57％，而上海则上升到31.65％。(15)为适应业务重心南移的趋势，盐业、金城、大陆三行分别于1934、1935、1943年将总管理处或总行移到上海，京津原营业机构改为分行。江浙金融资本的北上与华北金融资本的南移，相互渗透对方的经营重心区域，彼此在储蓄、信贷、公债、汇兑等各类金融市场上展开竞争。 观察两大金融势力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彼此除了竞争，也有合作。如在相互代理汇兑方面，早在1917年，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与金城银行签订代理收解合同，由金城代理其在京津地区的款项收解。(16)1922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取消，所有京津地区的收解款项又转而委托大陆银行办理。(17)1928年，上海国华银行也委托大陆银行办理在北京的收解款项及汇兑事宜。(18)在不少联合贷款银团中，我们也能发现华北金融资本与江浙金融资本之间的合作。如1936年上海、浙兴与交通、金城等银行发起组织了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以“服务农村社会，提倡工业合作，复兴农村经济”为宗旨，开展农业信贷工作。(19)1937年，四行储蓄会、金城、大陆、盐业与中国、国货、新华等银行组成贷款银行团，共同扶持国货工业发展。(20)同年，上海、浙兴、四明、新华与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南北方银行加入由中、交两行牵头的渔业贷款银团，各按约定比例出资挽救江浙沿海地区处于破产边缘的渔业生产。(21) 华北与上海两大金融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下面一段文字似乎可以概况其特征：“过去情形，双方为市场争夺，竞争至烈，相持不下。虽自另一方面观察，在某种情形之下，敌对之两体，间亦共同投资，但以兴趣不同，宾主之分，显然可见，未能真诚合作也。又南四行系为内国银行之先进，而北四行则系华北金融之权威，屹然并存，势均力敌。”(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