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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北京青年会服务部：《北京地毯业调查记(续)》，《国货月刊》第1卷第4期，1924年7月，第2页。 ②于彤：《北京政府时期北京银钱业一览》，《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2期，第71、74页。 ③北京帮银号先后在津设立分号的有聚义、全记、聚泰祥、永增合、谦甡、同德、祥瑞兴、万义长、鸿庆裕、聚盛源、恒兴、启明、信诚银号等，参见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通志·金融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93页。 ④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2页。 ⑤无邪：《北京各银行之汇兑营业》，《银行月刊》第4卷第4号，1924年4月，第2页。 ⑥如唐巧天：《中国近代外贸埠际转运史上的上海与天津》，《史林》2006年第1期；唐巧天：《近代北方口岸与上海间外贸埠际转运变迁》，《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徐占春：《近代上海转口贸易的历史统计》，《统计研究》2012年第12期，等等。 ⑦按照王宗培先生的说法，中国银行业除中国、中央、交通等政府银行外，商业银行从阵容上看可分为华北金融集团、华东金融集团、华南金融集团与华西金融集团，华北金融集团以京津地区为基础，在北京政府时期通过政府债贷发展起来；华东金融集团即所谓江浙财阀，以上海为中心，历史悠久，南京政府之后又得地理、人和之优势，为国内银行界翘楚；华南金融集团活跃于闽、广、南洋地区，握有华侨金融之枢纽；华西金融集团则从川、滇等地发迹，但因新兴未久，实力较差。四大金融集团中，尤以华东即江浙财阀、华北金融集团为左右全国金融之骨干。其中，华东金融集团以南三行为支柱，辅以通商、四明、垦业、中孚、中国实业等，华北金融集团则以北四行为中坚，辅以边业、东莱等。参见王宗培：《中国金融业之阵容》，《申报月刊》第4卷第8号，1935年8月，第33页。 ⑧曹浤：《北平之银行及银钱业》，《新语》第3卷第23期，1935年12月，第2页。 ⑨浙江兴业银行总行：《本行二十六年之回顾》，上海：浙江兴业银行，1933年，第35页。 ⑩平水：《华北金融业之现势》，《华北评论》第1卷第4期，1937年5月，第15页。 (11)(12)(1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253、350页。 (13)天津市档案馆编：《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5～60页。 (14)上海市政协文史委编：《旧上海的金融界》，第184页。 (1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第146页。 (17)(18)天津市档案馆编：《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第316、318页。 (19)《交通银行等组织中华农业贷款银团》，《合作月刊》第7卷第1-2期合刊，1935年2月，第110页。 (20)《银行界合组国货贷款银团》，《国际贸易情报》第2卷第27期，1937年7月，第49页。 (21)《渔业银团成立》，《钱业月报》第17卷第4期，1937年4月，第90页。 (22)王宗培：《中国金融业之阵容》，《申报月刊》第4卷第8号，1935年8月，第33页。 (23)《本期国内汇兑市况》，《经济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27年12月，第14页。 (24)杨志洵：《天津贸易之前途》，《商务官报》第17期，1906年8月，第4页。 (25)《二十五年天津贸易情形论略》，《商务报》第32期，1900年11月，第55页。 (26)《沪市银根》，《商务报》第14期，1900年6月，第17页。 (27)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第64页。 (28)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通志·金融志》，第619页。 (29)吴石城：《天津之华商银行》，《银行周报》第19卷第19号，1935年5月，第10页。 (30)(32)(33)(34)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通志·金融志》，第617、619、330、330页。 (31)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5页。 (35)无邪：《北京各银行之汇兑营业》，《银行月刊》第4卷第4号，1924年4月，第4页。 (36)《北京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计算法》，《银行周报》第1卷第12号，1917年8月，第17～18页。 (37)(39)黄鉴晖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468、481页。 (38)黄鉴晖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472、474页。 (40)叔仪：《天津国内金融业之观察》，《银行月刊》第7卷第12号，1927年12月，第3页。 (41)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通志·金融志》，第323页。 (42)洪葭管编：《上海金融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662页。 (43)事实上除银元之外，银两和大条也是现银流动的组成部分，但由于这两种现银在商业市场中流动量少，且流动方向单一，绝大部分银两和大条在集中上海后或被储存，或被运往杭州与南京铸币厂用于熔铸制币，因此对商业市场影响较小。参见上海商业银行调查部：《十年来上海现金流动之观察(一)》，《银行周报》第16卷第40号，1932年10月。 (44)《十年来上海现金流动之观察(二)》，《银行周报》第16卷第41号，1932年10月，第29页。 (45)永祚：《上海之金融季节》，《银行周报》第3卷第18号，1919年5月，第28页。 (46)(47)吴石城：《天津金融季节之研究》，《银行周报》第19卷第42号，1935年10月，第21、22页。 (48)郑友揆、韩启桐编：《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北京：中国科学院印行，1951年，第2～3页。 (49)《十年来上海现金流动之观察(二)》，《银行周报》第16卷第41号，1932年10月，第25页。 (50)《华北形势突告紧张》，《申报》1933年3月11日，第3版。 (51)《沪各银行运现赴津》，《交行通信》第2卷第10期，1933年5月，第26页。 (52)天津市地方志编委员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三)》，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956页。 (53)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亨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12-1927)》(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30页。 (54)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8页。 (55)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80页。 (56)李一翔：《中法实业银行停业风波述评》，《史林》2003年第3期。 (57)《中法实业银行停业》，《银行周报》第5卷第26号，1921年7月，第22页；《昨日银拆洋厘均骤涨》，《申报》1921年7月3日，第14版。 (58)《京银行会议决代兑中法钞票》，《申报》1921年7月7日，第10版。 (59)《北京中法实业银行搁浅及华银团之维持办法》，《银行月刊》第1卷第7号，1921年7月，第1～2页。 (60)《中法实业银行中止付款》，《申报》1921年7月2日，第10版。 (61)《中法实业银行启事》，《申报》1921年7月3日，第1版。 (62)《中法实业银行停止交易三志》，《申报》1921年7月5日，第14版。 (63)《上海银行公会维持中法钞票之经过》，《银行周报》第5卷第27号，1921年7月，第25页。 (64)《中法实业银行停止交易四志》，《申报》1921年7月7日，第14版。 (65)姚仲拔：《上海银行公会代兑中法钞票纪略》，《银行周报》第5卷第28号，1921年7月，第1页。 (66)《中法银行休业后消息》，《申报》1921年7月10日，第10版。 (67)《胡孟嘉君致字林西报函译文》，《银行周报》第7卷第32号，1923年8月，第2页。 (68)具体垫款追索过程可参见李一翔：《中法实业银行停业风波述评》，《史林》2003年第3期。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