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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汇兑为中心的区域资金流动 京津地区与上海之间的汇兑，以天津为中心，“北京国内汇兑行市，向来大概视天津为转移，盖天津为华北商务集中之地，与各埠皆有汇兑往来，北京近在咫尺，自不免被其势力所支配”。(23)作为华北地区的最大通商口岸，天津集中了该区域内的大部分贸易与资金。“藉天津为吞吐之导者，内地是也，而此范围颇广，直隶、山西各处无论矣，即满洲之西部以及西伯利、蒙古皆在天津港势力范围之内。”(24)华北一带的猪鬃、皮毛、山货等土货出口，也多在上海转口，输往各地：“出口以及复出口、土货土产运外洋者，皆须运至上海，再转运外洋”，(25)“北地通商口岸以天津最巨，富商巨贾百货云屯，恒藉上海银根为挹注”。(26)从这些汇兑关系的描述来看，京津地区与上海的汇兑关系十分密切。 在天津，经营申汇的机构主要是银号，由于银号和工商业者交往密切，熟知他们的信用状况和经营业务，且手续简便，费用低廉，受到工商业者的欢迎，银行和工商客户皆委托银号代办。在申汇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往往由跑合铺居中介绍，经纪人从中跑合，天津申汇市场著名的跑合铺有信记、通记、公记等，其中以公记规模最大，各铺经纪人共有二三十人，这些经纪人居间联络银钱行号与工商业者，掌握着天津市场的申汇交易和汇兑比价。(27)1909年，天津钱业公会开始统一议定申汇的电汇行市，每日两次，午后2时和4时开盘。各银钱行号每天将经手的申汇收交差额，委托经纪人寻找对手，达到收交平衡。每天下午2时之后，经纪人即向各行号、洋布庄、棉纱庄等收揽买卖申汇业务，4时左右集中到跑合铺商订本日申汇行市。“如供需基本相等，即大致照昨天行市，由跑合铺介绍卖者；倘卖出多而买进少，即须斟酌提高行市，行市提高(即上海规元落价)暂时停止出卖，而申汇之供给减少，同时因规元落价，便不欲购进申汇者乘机买进，买卖数量大体相符合；反之买多卖少，则斟酌压低行市，使买者减少卖者增多，供需又相抵”，(28)申汇成交后，买卖双方当日分别以电报通知上海对方的收付款行号，次日上午买卖双方正式收交，上海的两对方行号也同时收交。 华北地区的申汇市场，均以天津申汇为中心，因为天津行化银与上海规元之间向有平价，而天津与其他各地，除北京和营口外，均无银两平价，天津向其他各地汇款，只能以两地各自对上海的平价折算，由此形成天津对全国各地的汇兑，无不和上海发生联系：“津市华商银行，悉数经营内汇业务，通汇地点广及全国各大城市，中以对上海汇划为最繁。”(29)天津的各银行号每天汇入汇出必然出现差额，若汇出多于汇入，轧差后占用上海方面资金，必须通过买入申汇的办法予以弥补，或汇出少于汇入，轧差后上海方面占用天津方面资金，又必须通过卖出申汇将此部分资金调回。(30)20世纪初，天津的申汇市场规模还比较小，据统计，1909年“津郡汇票每日扯算，不过十万左右”，(31)民国之后，天津的申汇市场迅速成长，规模亦逐渐扩大，1921年天津申汇每日成交数额已达30万～50万两，最少时也有10万两，至1933年废两改元前夕，每日成交额经常保持在40万～50万两左右。(32)1946年从天津汇出的款项上海一地占58％，汇入的款项中，从上海一地汇入的占66.1％。(33)1947年中央银行在关于华北地区的金融状况检查报告中也总结道：“津市行庄汇兑业务中有一明显之迹象，即来自华北腹地之资金集中津市，转向南流，自北平汇入，向上海汇出之汇款为汇兑款项中之主流，几成固定形势。”(34) 汇兑的形式，有电汇、票汇、信汇、条汇等数种，“汇水成立之要素，一曰银根之松紧，二曰运现之费用”，银根之松紧，是影响汇兑成本的首要因素，“各银行收入汇水，本属一种手续费性质，故当时不能不估计汇往地方之市面金融情形，如该地银元宽松，厘价低落，则收水较低，否则较大。但有时汇往地方，因出口减少之关系，金融奇紧，理应收水较高者，各银行反而揽做汇交，不但汇水未增，抑且减轻汇水甚或倒贴”。(35)如果汇往地方，因特殊关系，非运现接济不能照交者，银行还必须考虑扣除运现的费用，以1917年从上海运现银到北京为例，除按照当年上海规元与北京公砝之间的汇价即公砝1000两合规元1057.88两，规元1000两合公砝946.04两折算之外，还须扣除自沪至津轮船水脚每千两约2.5两、自津至京车力1.75两、码头捐0.33两、保险费0.7两、木箱费0.175两、人力0.05两、运输时间按周息五厘六天计算0.85两，每千两运现成本共6.355两。这样的话，由上海运送规元1000两到北京，扣除了上述费用后，只能以993.64两计算，合公砝940.02两。(36)随着银行营业汇兑机构的逐渐增多，以及银行间相互代理收解关系的日渐成熟，上海与京津之间的汇兑很少有需要通过运现的方式实施汇兑的现象。 京津与上海之间的汇兑，最早由票号执掌，如著名日升昌票号在1886年时即已在京、津、沪三地同时设分号，经营上海与京津之间的汇兑业务，据清末各地票号数量统计，北京、天津、上海三地是票号最集中的三个城市。(37)1906年日升昌上海分号收汇328.6万两，交汇331.7万两，京津地区收汇209.8万两，交汇214.3万两，是该号汇兑业务最大的两个区域。(38)当年该号在两地的汇费收入分别为28942两和54527两，(39)可谓是获利丰厚。如前所述，钱庄兴起后，逐渐取代了票号在国内汇兑业务中的位置，由两地钱庄把持的申汇市场日渐形成，曾有天津业者感叹：“全市之汇价，悉听命于少数跑合之手。”(40)近代银行成立后，不少都致力于发展国内汇兑，特别是几家大银行，在他们的章程中，都把经营内汇业务同存款和放款并列，“存、放、汇”成为银行的三大业务。大银行资金雄厚、信誉高，分支机构众多，在开展汇兑业务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1927年前后，天津已有中外银行34家，汇兑成为各家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41)30年代以后，上海的内汇市场亦基本上已被中国、交通、上海等几家大银行所包揽。(42) 金融汇兑之外，京津地区与上海之间的现金流动亦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金融互动内容。以流动量最大的银元为例，(43)1922～1931年十年间，从华北地区流往上海的银元为4127.2万元，其中从天津流出的数额为2992.4万元，占流入上海总量的3.414％，是排除杭州、南京两地因系铸币厂所在地因素之外，向上海输出银元较大的区域之一，仅次于与上海咫尺之遥的镇江。十年间上海输往天津地区的银元为6939万元，占全部输出总数的10.123％，是最大的银元输出区域。(44)通过这个统计我们可以基本判断，京津地区与上海之间互为对方最重要的现金出入区域。 京津与上海路途遥远，是什么因素诱发两地之间数额巨大的现金流动呢? 首先，金融季节的差异是两地现金流动的首要因素。京津与上海因覆盖的区域经济条件不同，尤其是社会生产的性质不同，各自的金融季节有所差异。两地金融季节的大致对比，参见表1。  观察表1关于两地金融季节的比较可知，上海第一季2～3月商业大都尚未开市，银洋存底丰厚，且少有用途，故市场表现十分宽松；第二季4～6月长江流域丝、茧、茶等大宗出口商品上市，且又是端午结账日期，洋元需求量日增，故现金十分紧俏；第三季7月份各业无甚大宗业务，市场平平，现金需求量减少；第四季8～10月棉花、小麦、杂粮等接连上市，且处于中秋结账之时，各业需款孔殷，金融市场十分紧迫；第五季11月市场交易种类与交易量平平，银洋无大量进出，金融市场极为平和；第六季12月至次年1月，正处年底结账之期，商贾需用现金甚紧。(45)京津方面，10～12月金融市场最为吃紧，因为这一时期华北的农产物品如棉花、小麦、高粱、芝麻、花生、核桃仁、杏仁等，先后登场，或运至京津地区销售，或当地商人赴内地收买，需用款项极多，市场上洋厘市价无形被推高。2月年关虽贸易基本停滞，因年底结账所需，银元与行化需求量也十分巨大，但因时不若农产上市时期大量现金流入内地，银钱行号银底较丰，厘价一般很难出现大涨。3～5月天津白河及其支流解冻，蒙古、绥远甚或甘肃等地皮毛贸易逐渐兴旺，京津地区作为皮毛的加工与出口集中地，现金需求有所紧张，但与秋冬季相比，则要缓和得多。6～9月京津无大宗商品贸易，商业疲软，市面银根异常宽松。(46) 对比京津地区与上海之间金融季节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两地金融季节的时段既有相同，又有差异。如两地在年关前后市场上的现金都比较紧俏，而5～8月京津的银钱市场相对轻松，上海则因长江流域丝、茶大宗的上市而银根趋紧。金融季节的差异，给两地的现金流动提供了可能，京津的银钱行号“多在上海设有寄庄，常川委派专员，俗称津客，逐户办理调剂款项事宜……故当本地银根松动时，各银行号均将款项调往上海活动，遇本地银根紧急时，亦以向上海调款为主要之应付方法”。(47) 其次，平衡埠际贸易导致的收支失衡引发的现金流动。埠际贸易的交割必然会引起地区间现金流动，当两地的贸易基本平衡时，资金流动可以通过汇兑方式解决，而当贸易差距过大时，巨大的贸易差额以汇兑的方式实现平衡往往代价过高，反而不如运送现银经济。京津地区与上海的埠际贸易中，京津地区长期处于入超地位，如1936年天津输往上海的商品总值为3253万元，同年上海输往天津的商品总值为6254.9万元，(48)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时人在梳理上海、平津、汉口三地的现金流动关系提到：“平津与汉口，一为行化码头，一为洋例码头，对于生银尚多需要，故进出口均有往来，惟天津需要现银，远甚于汉口，而输沪之现银，远不如汉口，结果汉口之现银，一往一来，差额不大，而天津则有巨大之入超，计十年来净进银两至四千一百余万两之巨，由此可知天津输往上海之货物总值，必远大于上海输往天津者，故需利用银两之输出，以为挹注之道也。”(49) 再次，其他各类突发事件导致的现金需求。如1933年初日本为巩固伪满洲国政权，关东军在东北及华北地区发动了接连的军事行动，1月攻占山海关之后，2月下旬又展开针对热河与长城一线的作战，导致华北地区形势空前紧张，(50)动荡的局势使“平津人心浮动，纷向银行换款，当地金融甚为紧张”，京津市面一时银根短缺，各银钱行号纷纷告急，上海金融业为保金融稳定，亦出手相助：“本埠各银行在平津设有分行者，为调剂金融起见，咸运送现洋，前往接济。”(51)又如1934年白银风潮中，上海白银大量流出，导致市面现金紧张，天津金融市场亦被波及，当地白银汇水高涨，天津中国、中央、交通三行“转请沪方总行运现款500万来津，藉资调剂金融，安定社会人心”。(5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