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于国民党游击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成果丰硕。但关涉国民党游击战研究的空白点、薄弱点依然不少，不管是对国民党游击战的宏观俯视，还是对根据地的微观考察，均有待深入。譬如在抗战期间，国民党规模较大的根据地（或游击区）就有十几块，但扎实精详的个案研究却屈指可数。[1]本文欲从中条山根据地切入，为探究国民党游击战的兴衰脉络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案例。个中原因在于，中条山根据地作为国民党首批根据地之一，亦是国民党人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根据地之一，其兴衰演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一、进驻之初的困境 1938年2月中旬，卫立煌率部在太岳山区的韩信岭一带阻击日军失败后，决定向中条山区域分散。3、4月间，李默庵第十四军等部队进驻垣曲、沁水、翼城一带的中条山山区，根据地初步建立。[2]3月11日，蒋介石致电时任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称：中条山驻军“一面发动游击，一面筹划补充兵员与就地给养及屯粮等事。”[3]可见，在根据地创建伊始，国民党高层便十分关注国民党军队（以下简称：国军）的游击作战与后勤保障事宜。问题在于，中条山根据地的作战条件远比预想的艰难，诚如李默庵所言:庞大的兵团进驻中条山，“首先是立足的问题”，“其他军需保障不说，仅吃粮一事就够让人头疼的”，“其次便是如何开展游击作战”。[4]应该说，李默庵所言相当中肯，准确指出了问题要害。 对于国军而言，其主要任务便是阻止日军渡河西进，但中条山是一条浅山，地势狭长，坡度亦缓，阵地防守绝非易事。中条山为晋南主要山脉之一，全长约300余里，其西南侧紧邻黄河，自古以来便是军事要冲。对此，国民党方面认为：中条山为“西北屏障”，日军若掌握该山，“即能确保晋省，又可进窥长安，威胁陇海线”，国军若驻守中条山，可以“守河防，守河防，则守国防矣”。[5]更为重要的是，中条山背靠黄河，属于背水结阵，曾任第三十八军机要室译电员的车国光就抱怨道：背水结阵“在20世纪的热武器时代，置于死地，除覆没以外，料无出路。”[6] 由于国军迭遭败绩，军心早已涣散，希图尽早撤离晋省的官兵大有人在。其实在国军进驻之初，官兵军纪松弛、意志动摇等弊病乃是一种普遍现象，就连隶属于中央军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亦是如此。据曾任卫立煌秘书的赵荣声称：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与其他国军并无二致，军纪败坏，思想空虚，缺乏抗战信心，多“希望退到黄河以南”。[7] 中条山就地形而言是“军事的要地”，但就物产来说却是“穷山”，惟一般民众节衣缩食方可解决温饱问题。[8]十几万国军蜂拥而至后，需用浩繁，后勤保障的困难愈发凸显。除粮食不足外，部队官兵生活用品的匮乏程度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公报》就曾描述道：“因为前方大批部队的屯驻，对于日常用品的需要特别多。后方所运到少数的货品，无疑是供不应求的。”[9]再者，住房问题也令国军一筹莫展，原因在于“山村房屋太少”，以致“大部队宿营困难”。[10] 由于日军迅速向晋南推进，晋南诸县的县政几近瘫痪，县长多已无心职务，社会治安渐趋恶化。据称晋南诸县仅“新绛李凯朋、永济王志彬愿意留任，余均呈请辞职”。[11]令国军头痛的远不止于此，由于山中民众与外界交流甚少，以致当地民众对抗战形势往往一知半解。如在抗战之初，“山中人民除担负协助军运外，竟不知有抗战之举”，民众信息之闭塞略见一斑。此外，由于日伪汉奸与游兵散勇的任意滋扰，民众的生产生活亦无所保障。如以日军侵扰下的垣曲、阳城、高平等县为例，民众的“房屋、器具、粮食多被敌军焚烧抢掠殆尽”[12]，民众对突如其来的战祸往往心存恐惧，不少民众携家带口南渡黄河，更遑论民众支持抗战了。 二、危机下的因应 按照国民政府要求，中条山根据地由第一、第二战区“协力固守”，“作为向华北采取攻势之支撑点，亦为支援对日军后方游击作战之基地”。[13]卫立煌在1939年初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仍兼任之前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如此一来，中条山根据地在军事上实受第一战区辖制，但民政依然归属于阎锡山之山西省政府领导。由于国军进驻初期面临作战、生存多种考验，在此困境下，国军与地方当局不得不以军事为先导，多措并举，以应对困局。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地的坚固与否牵涉自身诸多因素，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防御工事一项所能完全解释，根据地的政训工作、后勤保障、民政建设等皆应考虑在内。 （一）军政方面。军政建设直接关乎根据地的稳固程度与军队战斗力的高低，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此，国军在防线构建、政训建设、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整顿与调整。 划定防区。十几万国军相继涌入中条山后，难免会出现驻军分布混乱、厚此薄彼的问题。卫立煌根据作战需要、地势地貌等因素，对国军防区进行了多次调整，及至1939年初大致稳定了下来。总体而言，卫氏将中条山划分为三个防区：东段横岭关至绛县由刘茂恩第十四集团军驻防，中段夏县、闻喜一带由曾万钟第五集团军驻防，西段平陆一带由孙蔚如第四集团军驻防。[14] 修筑防御工事。由于中条山国军主要肩负着阻止日军渡河、保卫大后方的重任，那么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就显得不可或缺。国军进驻中条山后，卫立煌对防御工事颇为重视，据曾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郭寄峤回忆：前敌总司令部“对太行山南段及中条山全线，秘密部署”，“保有相当纵深，一切均作长期固守诱敌歼敌打算。”[15]与国军长期对峙的日军亦称：卫立煌为首的国军“利用险峻的山地，构筑着坚固阵地。”[16] 推行政训工作。一般而言，游击部队战斗力的强弱与其政训水平的高低息息相关，国民党高层对此亦早有认识。1938年11月，时任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就向蒋介石建言：“政治工作人员，尤亦深入游击区域，直接可增进游击部队之精神，而维持风纪，联络民众。”[17]蒋氏对于政训工作也颇为重视，他认为：“政训工作的目的在实施部队政治教育，以改造军队为中心，进而感化民众，转移风气，改造社会。”[18]此后，偏废已久的政工工作再次得以在国军中广为推行，中条山驻军在1939年左右开始试行，其触角逐渐延伸至营连基层作战单位，在军、师一级设有政治部主任，在团一级设有指导员，在连一级设有政治干事。[19] 后勤保障建设。对国军而言，物资供应与住房问题显然是头等大事。在进驻之初，各部队通过到山下平原地区采购粮食，尚能解决温饱难题。但日军将中条山山口严加封锁后，国军下山采购愈发艰难，所以只能主要依靠后方接济转运。问题是，根据地与大后方有黄河天险相隔，须有渡口并设立运输站方可施行，难度不言而喻。为此，第十四集团军在垣曲一天然渡口设立运输站，第四集团军在尖坪渡、茅津渡设立运输站，第五集团军则在白浪渡设立运输站，负责转运物资。这样一来，国军粮食等物资大都由兵站供给，辅之以就地采购。对于住房问题，国军通常是租住民房与自建房屋相结合。如第三十八军就在防区内挖了许多窑洞，尤其是在望远村的西沟修建了成排的窑洞，“每班先挖一个”，住房紧张难题得到一定的疏解。[20]此外，各军、各师均设有随军医院，基层作战单位设有卫生队或卫生员。为方便集中救治前线伤员，第一战区除在洛阳设有两所后方医院外，另在“沿河各屯积所所在地，每处设伤病官兵收容所一个”。[21] （二）地方民政方面。抗战不久，阎锡山为适应抗战需要，将晋省划分为七个游击行政区，各设主任一人。[22]按照规定，中条山诸县多划归第七区，政治主任为关民权，晋东南的晋城、阳城、沁水等县划归第五区，主任初为续如楫（后为戎伍胜）。阎锡山认为：地方政权应作为“军民化合的枢纽，将广大的民众，结合在我们周围作我们抗战与复兴的基础。”[23]需要说明的是，在抗战大背景下，国军对地方民政的影响无所不在，且职权多有交叉。由于原任县长对县职多望而生畏，这样委任游击县长的重任就落在了实受中共影响的牺盟会身上。对此，时任第九十三军军长的刘戡认为，牺盟会把持了山西的军政，以致于各级政府均有牺盟会特派员，并直言“他们完全代替了国民党的地位”。[24] 如此一来，较多的牺盟会特派员履职县长岗位，且不少为中共党员。中条山区域亦是如此，如李涛、景思闵、王宿人、张呼晨、张培民等中共党员分别被任命为夏县、闻喜、平陆、虞乡、垣曲的县长。[25]由于中条山区域的县城多在日军控制下，所以游击县政府只好设在隐蔽的山间或偏远的乡村。应该说，大多数游击县政府仍可以正常运转，如解县、虞乡两县的县长时常派人到中条山北侧开展活动，“或亲自巡视属土，抚慰民众”。[26] 对民众进行抚慰宣传。鉴于民众对抗战知之甚少或者惊恐万分的现状，国军与地方当局开展了形式不一的抗日宣传，以安抚民心。如驻地国军将抗日标语贴遍大街小巷，并严禁官兵滋扰民众，使其安心生产与生活。[27]此外，国军还组织民众恢复农业生产，救济灾民，以图缓和本已紧张的军民关系。如在1940年初，卫立煌致电蒋介石：查晋南抗战以来“兵灾之重，历来未有，军民生机全被断绝，春耕种子又无力购办，如不设法准备救济，前途不堪设想，拟恳请能予饬主管部会按照上列各县各放款十万元”[28]，并获批准。 组训民众。早在抗战之初，徐永昌就认识到游击战与民众结合的重要意义，认为“游击战须配上民众，能得民助矣，则我明敌暗，否则反。”[29]需要说明的是，以“晋西事变”为转折点，根据地之前的民众运动多由牺盟会领导，之后民众运动主导权渐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及阎锡山取代。[30]尤其在前期，民众运动在牺盟会领导下，日渐高涨，由县城至乡村普遍组建起各行业、各群体的民众组织。[31]抗战军兴，1938年初山西省政府令“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及公安局警察均编为游击支队，县长兼任支队长……协助正规军于全省各地，普遍发动游击战。”[32]除各游击县政府组织的民众武装外，普通民众亦组织起名号各异的武装组织，规模较大的有杨振邦晋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及散布于中条山内外的红枪会。其中，以“保卫家乡安宁”相标榜的红枪会在中条山区域发展颇速，至1939年“共有红学（会）八万余人”。[33] 发展战地急需的工矿业。在根据地，军民生活用品极度缺乏，虽有后方补给，但缺口依然不小。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于1938年下半叶开始推行工业化合作运动。国民政府对于游击区的工业化合作社比较重视，中国工业化合作协会在中条山东部设立晋东南事务所，之后，“各地小手工业均纷向该事务所贷款，组织各种手工业合作社”。[34]中条山区域的工业化合作社得到一定的发展，至1940年底“已设有工业合作社六十所”，著名的有阳城后河造纸合作社、南个面粉合作社、沁水纺织合作社、垣曲冶媒合作社等。[35]应该说，各手工业合作社对保障驻军日常所需有着一定的补充作用，如夏县脉岔造纸厂的产纸虽无法完全解决中条山军政机关的纸荒问题，却可以救济一部分。[36] 三、“成功”还是“失败”？ 对于中条山根据地的建设举措，国民党军事高层颇为自得，卫立煌甚至将中条山自诩为“中国的马奇诺”。[37]让人不禁会问，根据地的建设举措对支持中条山抗战究竟成效几何?对于中条山根据地的走向与评价问题，学界往往将其以失败的标签盖棺定论，不无偏颇。笔者认为，对中条山根据地的研究应在全局视野观照下将中条山保卫战的价值与中条山战役的失利区别开来为宜。 （一）中条山保卫战阶段。及至1939年1月上旬，军委会对游击战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并将游击战分为反扫荡战、破坏敌伪政治经济设施战、策应战三种形式。[38]援引至中条山根据地莫不如此，其差别仅在于三者各有侧重。因为中条山根据地的主要任务为阻止日军渡河西犯，那么反扫荡战就成为中条山国军的主要职责，中条山保卫战由此得名。该阶段涵盖根据地建立之初至中条山战役之前，时间跨度三年有余。 反扫荡战。1938年3、4月间，国军在中条山建立根据地后，与之相持的日军第一军则“一直在企图击败晋南一带的重庆军而后向前推进”[39]，从而为进攻大西北打开方便之门。及至中条山战役前，日军先后对中条山进行了十三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又往往将中条山西段作为进攻的重点。在十三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中，又以“三二九”、“六六”、“四一七”战役最为惨烈。以国军损失最为惨重的“六六”战役为例，1939年6月上旬，日军一度突破了国军在中条山西段的防线，并将李兴中第九十六军、孙从洲第四十六旅包围，形势岌岌可危。最后，第四集团军在内外联合策应下才艰难夺回阵地，据曾任第三十八军作战科科长的于景祺称，是役第四集团军伤亡人数高达9000余人，其中第九十六军占半数以上。[40] 当然，中条山国军除配合正面战场与反击日军大扫荡外，自身也广泛开展了形式不一的游击作战，以牵制日军。据第三军副官处处长车学海表示：“至其他局部的遇机出击或敌后游击和破坏铁路等战斗，几无日无之。”[41]在日军看来，中条山国军“反复袭击平原交通线，特别是对铁路进行袭击”。[42]毋庸讳言，在中条山战役事发前，国军在中条山保卫战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并一度牵制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兵力，中条山被日军称之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43]，成为了日军的“盲肠”。 （二）中条山战役阶段。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发生于1941年5月间，在战役中国军惨遭失败，根据地几乎丢失殆尽。 其实，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是经过精心谋划和悉心准备的，极具战略意图。日军认为在其占据地区中华北治安最差，尤其是“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1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44]但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围绕中共与卫立煌两者的进攻次序问题意见并不一致，最终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在于扫荡蟠踞在中条山根据地的国民党中央军，以清除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45]方案确定后，日军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以充实驻晋日军第一军的实力，并多次进行战前演练。 较之于日军的精心准备，中条山国军的战前应对明显疏忽了许多。在1941年3月举办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鉴于卫立煌未尽力压制中共而对其埋怨一通，甚至扬言撤去卫氏河南省长一职，以致卫氏索性远走峨眉山休养，导致中条山根据地临时换帅，由何应钦代理。[46]何应钦抵达洛阳后，召集前线将领开了两次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并制定了加固防御工事和主动出击等应对方案，但计划未及完工或实施战役就已打响。 5月7日傍晚，日军集中六个师团又三个旅团的兵力由东、北、西三个方位，采用钳形夹击、中央突破与分割包围的战术，全面进攻中条山及豫北道清路西段的国军。中条山防线不几日就被日军攻破，行动异常迅速，国军经营三年有余的根据地基本丢失殆尽。直至6月15日，日军才宣布中条山战役正式结束，并宣称取得了“赫赫战果”。据日军统计，国军被俘约35000人，遗弃官兵尸体约42000具，日军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47]为此，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甚至斥之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48]可见，蒋氏对中条山战役惨败的极度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综上可知，对于中条山根据地的走向与评价问题，若简单的以成功或失败的标签来衡量都未免有失公允。正如台湾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所言：“中条山区，国军坚守黄河北岸，牵制日军不得渡河，实已完成重大战略任务，稳定华北战场四年之久。”[49]即使在中条山战役后，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提前到来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精力日趋分散的日军对于渡河西进早已心有余而力不足，直至抗战结束亦未能实现渡河西进的夙愿。但是，国军在中条山战役中无疑是惨败而归，其中原因引人遐思。 四、令人生疑的“东方马奇诺” 昔日的“马奇诺”防线在中条山战役中被迅速攻破，甚至被蒋介石斥之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根据地的坚固程度让人颇为怀疑。笔者在这里想探讨的是，在中条山战役中除却日军实力强大、准备充分以及与国共协同抗战走低等客观因素外，尚有哪些根据地自身问题值得我们去反思。 防御工事单薄。事实上，中条山防御工事远非国军所言的“固若金汤”。由于中条山防线多为单线防御，缺乏纵深配置，若一点被破极易造成全线随之崩溃，之前的“六六”战役即为前车之鉴。对于卫立煌引以为豪的“马奇诺”防线，苏联顾问却不以为然，认为国军对构筑防御工事“太儿戏”，“马奇诺”之名虚有其表。[50]在战役中，中条山防线形同虚设，日军突破一点后其余防线即成崩溃之势。战后，卫立煌不无自责地表示：阵地纵深过小，又缺乏兵力守备，“是徒具有阵地之驱壳，并无阵地战之条件也”[51]，此番话多少道出了阵地缺失问题。 根据地存在派系纷争与不公之举。毋庸讳言，卫立煌对中条山驻军可谓一视同仁，其本人也颇具威望，常被称为“好好先生”。[52]问题是，源自国民党一以贯之的派系纷争与不公之举在中条山根据地远未断绝。即使在中央军内部同样存在人事纠葛，如卫立煌与李默庵就因所属部队人事任免的问题而关系僵化，令蒋介石“难于处理”，最终蒋氏只好将李默庵调离方平息了这场人事纷争。[53]另外，原属西北军的冯钦哉对军费与指挥权问题亦颇有微词，冯钦哉甚至向国民党高层当面要求“加勉之部之增加经费与渠直接指挥军队云”。[54]作为根据地统帅的卫立煌对此也颇感无奈，认为晋南各军担负同一作战任务，“待遇间不平均，相形见绌，啧有烦言”。[55] 后勤保障难以为继。虽然中条山国军的粮弹多由后方补给，但在贫瘠的山间生存并非易事。在根据地内发动士兵参与后勤保障之事屡见不鲜，难怪卫立煌抱怨：各部队用于运粮、磨面、挑水、打柴各种勤务，“实占全连三分之一以上”。[56]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国军饮食状况，据曾任第三十四师师长的公秉潘称：根据地“没有副食”，“油、盐也很困难”，且士兵“劳动繁重”。[57]此外，根据地的穿住问题也未得到完全解决，冬天士兵仅有一套棉衣，昼夜不脱，以致遍身生虱，尤其是前线的官兵不论刮风下雨，日夜坚守战壕，“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住所”。[58]不难想见，由于官兵营养不良，体质自然较差，在与日军近距离搏斗时往往落败下风。 在中条山驻军中，除中央军第十四集团军的武器装备较为优良外，实际从属于地方军的第四、第五集团军的武器装备往往量少质劣。对此，日军就曾在画报上对第四、第五集团军进行过绘声绘色的描述，士兵“穿着破旧衣服，肩着破枪，身上标着‘杂牌’两字”[59]，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地方军艰难的生存图景。 兵员缺额现象司空见惯。抗战期间，由于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弊病百出，普通民众对于当兵一事往往讳莫如深。役政部门在将新兵由大后方送至前线途中，病死、逃亡者的比率一直居高不下，最终能够真正服役者甚至不及半数。[60]此外，由于前线生活艰苦，士兵即使服役后仍会出现大量逃兵，公秉潘即感慨道：前线各部队“缺额日增”，“每连士兵多者七八十名，少者五六十名，甚至三四十名者也有之”。[61]如此看来，中条山国军虽号称十六万之众，但实际人数不禁要大打折扣，李常宝认为，若按照士兵逃亡的比例来换算，中条山国军的实际人数不超过十万人。[62] 政工工作乏力。国民党当局虽努力恢复政工工作，可效果并不尽人意，甚至还遭到地方军的强烈抵制。以原从属于陕军的第三十八军为例，由于军长赵寿山对带有监督意味的政工体系心生不满，故对政工工作极为抵制，以致张泰祥为首的政治部不得不设在黄河南岸的会兴镇，最后进而演变为“全军普遍地与团指导员、连政治干事开展了斗争”[63]，政工工作自然徒有其名。 与地方民政系统隔阂较深。由于军事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卫立煌与阎锡山之民政系统的合作并不顺畅。在进驻之初卫立煌就曾将一纸诉状递至中央，“报告山西党政反对中央军云云”。[64]尤其在“晋西事变”后，两者围绕晋东南行政大权纷争不断，并在晋东南各自为政，以致晋东南各县一般都有三个县长，分别隶属于中央军、阎锡山、日伪。[65]在中条山战役事发后，阎锡山自然未尽力支援，除所属赵世玲第四十三军直接参战外，其晋西南的晋绥军只进行了有限的策应与接济。对此，卫立煌认为：“晋南军因环境关系，甚难获得政治上配合。”[66] 民众运动不佳。在“晋西事变”后，牺盟会在中条山根据地的影响力大为消减，民众运动领导权进而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与阎锡山取而代之，民众运动日渐消沉。以1941年1月晋南部分县的农会会员统计为例，平陆：196人，夏县：20人，闻喜：600人，解县12人，虞乡：150人，沁水：1310人。[67]不难看出，除沁水、闻喜成绩尚可外，其余各县多者百余人，少者仅十余人，民众运动状况之差可见一斑。战后军委会亦承认：“政工人员工作不力，致军纪败坏，民众离心、离德，反为敌用。”[68] 此外，中条山根据地甚至还存在着走私牟利等腐败行为，在此不再赘述。对于根据地本已存在的痼疾，蒋介石并非一无所知，早在1939年12月蒋氏在致卫立煌电函中即指出：“黄河北岸各部队，据外人实地视察报告，我军士兵伙食营养不良，官长对士兵民众，更多不能时刻接近，军风纪亦不见优良。”[69]问题是，由于国军上下正沉浸于中条山保卫战胜利的喜悦之中，对自身业已存在的痼疾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根据地的各种痼疾在中条山战役中一一暴露也就不难理解了。 五、结语 综上，中条山根据地的兴衰轨迹可谓一波三折，极具戏剧性。不可否认的是，根据地在保卫大后方、配合正面战场、牵制日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中条山战役的失利，中条山一度由炙手可热的“媒体宠儿”迅速沦落为令国民党高层难以启齿的“心头之痛”。中条山根据地的丢失无疑有客观因素居于其中，如日军过于强大等，但根据地自身的弊病更值得玩味。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根据地诸多弊病恰是与国民党业已存在的体制缺陷难解难分，如国民党内积弊已久的派系纷争、一向孱弱的政训体制、抑制民众的统治观念、久已有之的政治腐败等弊病在根据地得以滋生蔓延，成为根据地发展的无形桎梏。[70]事实上，中条山国军名义上开展的是游击战，却在战术上更多倚重的是阵地战，此点亦值得深思。 其实，中条山根据地的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衍射了国民党游击战的兴衰脉络。国民党游击战在1938年前后大量推行，及至1939年前后游击队人数高达80余万（不含中共），态势喜人。但是，以中条山战役的失利为重要标志，国民党游击战明显转向衰弱，在1944年4月游击队人数骤降至27万左右[71]，及至抗战结束时仅留有吕梁山等少数根据地。而中共从入晋之初的三四万人至抗战结束时成长为上百万的正规军，相较之下国民党游击战的成效无疑不大。 * 本文受山西省研究生优秀创新项目“国民党中条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20143067）资助。 **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原文刊载于《民国研究》第32辑。 注释 [1] 从研究现状看，学界主要对中条山、苏北等有限的几个游击区（或根据地）进行了深浅不一的研究，以论著较多的中条山根据地为例，其研究也仅限于中条山战役、根据地民众运动等有限几个视阈。据笔者管见所及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杨奎松：《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兼与邓野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与政治延伸》，《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张仰亮、李常宝：《1938——1941年中条山抗日根据地民众运动考察》，《山西档案》2015年第2期。 [2] 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 209 页。 [3] 《蒋中正致李默庵刘戡电》（1938年3月11日），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五），台北“国史馆”，2014，第492页。 [4] 李默庵口述：《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210页。 [5] 《第二战区一九三九年作战经过概要》（193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档案号：787—6521—165—5811。 [6] 车国光：《中条山血战》，《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69页。 [7]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99页。 [8] 《中条山将士战斗生活》，《中央日报》1940年9月13日，第2版。 [9] 周延：《中条山的手工业——中条山通讯之一》，《大公报》1940年2月15日，第3版。 [10] 晋震梵：《抗战中固守中条山的日日夜夜》，《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91页。 [11]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240页。 [12]《晋南战时教育实施计划》（1939年12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13704。 [13] 蒋纬国：《抗日御侮》（六），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第51页。 [14]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270页。 [15]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郭寄峤先生访问记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73页。 [16]〔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华书局，1983，第56页。 [17]《上蒋委员长》（1938年11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久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1996，第78页。 [18] 《改进政训工作的要务》（1939年2月1日），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六），台北“国史馆”，2014，第18页。 [19] 赵寿山：《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364页。 [20] 邓云温：《记赵寿山军长二三事》，《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151页。 [21] 蒋中正：《抗日战史》（运河垣曲间黄河两岸之作战二），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63，第140页。 [22] 阎锡山：《第二战区二年来抗战工作报告与检讨》，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秘书处，1939，第10页。 [23]《阎会长对临时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39年10月29日），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旧政权类档案，类号：B，册号：167。 [24] 《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转发牺盟会组织与活动公函》（1939年6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439页。 [25] 杨圣清、段玉林：《巍巍中条山——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战史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82页。 [26] 周延：《中条山通讯虞乡解县视察记》，《大公报》1939年11月28日，第2版。 [27]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104页。 [28]《经济部关于卫司令长官请拨款办理晋南翼闻夏平等九县农贷及有关文书》（1940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社会部档案，档案号：11—1—2322。 [29]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193页。 [30] 《山西省民运通讯》（1939年12月—1940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社会部档案，档号：11—2—3440。 [31] 张仰亮、李常宝：《1938——1941年中条山抗日根据地民众运动考察》，《山西档案》2015年第2期。 [32] 阎锡山：《第二战区二年来抗战工作报告与检讨》，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秘书处，1939，第18页。 [33] 金在镕：《晋南前线的红学会》（上），《申报》1939年6月9年，第3版。 [34] 《山西民运通讯》（1940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社会部档案，档案号：11—1—3440。 [35] 《晋冀两省游击区合作运动甚发达——晋南设工业合作社六十所》，《申报》1940年12月16日，第4版。 [36] 周延：《中条山的手工业——中条山通讯之一》，《大公报》1940年2月15日，第3版。 [37]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248页。 [38] 蒋纬国：《抗日御侮》（六），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第59页。 [39]〔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华书局，1983，第56页。 [40] 于景祺：《三十八军抗日战场战地见闻片段》，《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121页。 [41] 车学海：《第三军战斗在中条山》，《正面战场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第274页。 [42]〔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120页。 [43]〔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629页。 [44]〔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629页。 [45]〔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华书局，1983，第133页。 [46]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266页。 [47]〔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华书局，1983，第132页。 [48]《蒋介石为检讨晋南作战经验教训电》（1941年5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405页。 [49] 郝柏村：《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下），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第766页。 [50] 公秉藩：《第三十四军在中条山抗战纪实》，《正面战场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第284页。 [51]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10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凤凰出版社，2005，第1073页。 [52] 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215页。 [53] 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16页。 [54]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50页。 [55]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10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凤凰出版社，2005，第1074页。 [56]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10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凤凰出版社，2005，第1074—1075页。 [57] 公秉藩：《第三十四师在中条山抗战纪实》，《正面战场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第284页。 [58] 《中条山将士战斗生活》，《中央日报》1940年9月13日，第2版。 [59] 赵寿山：《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359页。 [60] 据军委会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1944年11月27日国府纪念周中称：“抗战七年来征兵达一千一百余万人，然实际到达战场者恐不及五百万人。逃亡病故者大多也。”参见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第474页。 [61] 公秉藩：《第三十四师在中条山抗战纪实》，《正面战场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第284页。 [62] 参见李常宝：《1941年中条山根据地沦陷原因新论》，《军事历史研究》2014第2期。 [63] 赵寿山：《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365页。 [64]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427页。 [65] 岳寿椿：《阎军参加中条山战役的概况》，《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三卷第30辑），《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第447页。 [66]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10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凤凰出版社，2005，第1074页。 [67] 《山西省垣曲县党部呈送垣曲民报一份给社会部》（1941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社会部档案，档案号：11—1—10227。 [68] 《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及陈述意见书》（1941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412页。 [69] 《蒋中正致卫立煌电》（1939年12月4日），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六），台北“国史馆”，2014，第205页。 [70] 陈默：《战时国民党军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民国研究》2016年秋季号，总第30辑。 [71] 参见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