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日本汉学家大庭脩的代表作《秦汉法制史研究》由徐世虹教授领衔重新翻译出版。此前，由林剑鸣教授于1991年主译的《秦汉法制史研究》曾使国内学界首次窥见此书全貌，对秦汉法制史、制度史乃至简牍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次，以“明确相关学术观点的表达”为宗旨的新译本，相信对准确理解大庭脩原书论述更有助益。
    新译本正文由五篇构成：第一篇为综论，是全书之纲；第二至五篇为全书之目，是具体问题的研究。正文后有《后记》，叙述成书缘起。全书收录的论文最早发表于1953年，最后补入的是在1981年，跨度几近30年。用30年的时间去磨砺一把“剑”，怎能不锋利？原著成就秦汉法制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不足为奇。与日文原著有所不同，作者此后陆续撰写的相关文章，在新译本中以“附录”的形式补入。
    此书堪称体大思精，与其泛泛论其价值，倒不如以个案的形式，从不同层次加以认知。
    以功次升迁的制度
    基于对传世文献的熟稔，也基于对出土简牍的敏感，咀嚼《汉书·董仲舒传》中的“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之语，大庭脩提出了如此论断：“汉代存在着只要是长期任官工作，即使没有能力也可以获得晋升的制度”。他还指出，“劳以出勤天数为主，出勤状况是增减劳的依据，劳的多少表示官吏业绩的高下”，“汉代官吏的晋升多通过积劳功次”。用今天的话说，功劳更像是资历，功劳制度，近乎依据资历深浅决定升迁的制度。
    大庭脩的这一“发明”之见，19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真切地被体会到。1995年，依据对居延新简“徐谭功将简”的分析，胡平生首次厘清功与劳之间的递进换算关系，提出“凡积四岁劳，即进为一功”的重要观点。这是推进功劳制研究的关键一步，尽管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印证这一结论。1993年出土、1997年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尤其是其中“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簿”，首次印证了功劳制度在仕进史上的意义：根据廖伯源的统计，郡县属吏以功劳升迁为朝廷命官的县道长吏（县令长、丞、尉），在可供有效统计的数据中竟达40%之多，这是学界此前所不知的。
    里耶秦简博物馆中有枚分栏书写的功劳残牍，第二栏中记载了某人的仕宦履历：“凡【十】五岁九月廿五日”，是其任职时间的累积计算；“【凡】功三”，则是功劳折算的结果——一功可抵四岁劳，获得最直接印证；“三岁九月廿五日”，是折算后剩余的劳日。对于这枚残牍的意义，笔者曾经写道：“在秦灭六国、实现统一的进程中，因军功入仕途、升迁固然是途径之一，但还存在着累日积劳的功劳制度。”今天，我们对秦汉功劳制的认识，已非1950年代所能比拟。这并不意味着后来者比大庭脩更加高明，只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