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实事求是之道
    修习剑法的目的，固然在意胜负，但又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体悟剑道。大庭脩所体悟的剑道，似乎可用“实事求是”概言之。其自道其之语是：“初学之际，社会上正盛行时代区分的争论，对此也感到兴奋，然而却不适应，对流行的经济史领域也不太感兴趣。如果要做，界限比较清楚的法制史似乎合乎我的性格。较之高迈的理论，还是地道的考证有意思。”明乎此，也就明白本书以考证或实证为特色的原因所在。
    大庭脩对王杖简的关注，可能是最好的注脚。1975年，他发表了对王杖十简排序的新说，但很快就受到了学界批评。尽管心中仍有诸多疑问，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读罢滋贺对拙文的评论，坦率的想法是，滋贺的说法恐怕是稳妥的”。1986年，基于新见的王杖诏书令册，他修正、撤回了“有关决事比、谳的一般性的看法”。不过，他对王杖简的研究并未就此止步：1995年发现王杖简的排序，并对所谓的“挈令”问题提出已见；1996年，发表以《汉墓出土的简牍——特针对王杖简牍》为题的论文，阐述处理墓葬简牍的方法。在21年内，持续关注同一主题，或是修正乃至撤回旧说，或是拓展既有论题，或是从方法层面进行探索，无一不是作者求真求是为学态度的体现。
    在大致梳理王杖简的研究序列后，似乎有助于解开一个“谜团”：大庭脩很早就对睡虎地秦简给予关注，但却终究没有对这批材料进行研究，出于何种考虑？译者推测是对竹简的编联依据存在疑问，这大概是可以信从的。在“津关令”的研究中，大庭脩也写道：“看到对最早的释读排列成果完全信赖的研究，从简牍研究的方法来说，不禁感到多少有些不妥。”对墓葬出土简牍性质的判定，成为解开“谜团”的又一线索，“简牍作为墓主冥界生活必需品之一而被有意随葬的”，那么，“如何看待它们的性质，关系到它们作为资料的使用价值，因此论者必须首先明确自己考察范畴的合理性。”这与学界通常将墓葬出土的简牍视为“真文书、真记录”的看法明显有别。
    考证是依赖材料说话，但问题也由此而生：一方面是对既有材料的理解出现偏差而导致论说不确，一方面是不断出土的新见材料会纠正、补充或拓展既有的论断。对此，《代译者序》中已有指明，不赘。实际上，对于考证的局限性，大庭脩有清醒认知。修正、撤回王杖简的论说，“可以说是不逮所致，但这莫如说是无法预测将会有怎样的资料出土的中国史研究者的命运。”虽如此，考证或实学的传统，依然在被学者坚守。
    当翻译作品几乎无法纳入“科研考核”的序列时，主译者却甘心付出10多年的时间不懈为之，且不为翻译或出版事宜申请任何资助或补贴。“非有对学术本身所抱持的热情不足以成其事”固然为其一端，更重要者在于师生道义之薪火相传，自不欲有一丝一毫的名利之念沾染其间。主译者“自度无愧于用心”一语，自当反复体味，尤其是此书出版正值大庭先生祭日将至之时……
    （作者：张忠炜，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