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
    西北地区出土的汉晋简牍，绝大多数都是废弃的文书，是名副其实的“残篇断简”。国内学界多将之视为研究的辅助材料，如何尽可能地“榨取”其意义，是多数学者的研究取向，也是简牍研究的主流范式。大庭脩关于“功劳制”的研究，从某种情况而言，也可以视为这种取向的产物。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在永田英正看来，尽管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简牍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有可以利用的部分，也有利用不了的部分，而可以作为史料加以利用的部分在简牍中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而已，大部分简牍是无用之物。
    认识到既往研究的局限，如何开启新局面，就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日本第一代汉简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有了“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并最终奠定了“日本汉简研究中最具特征且富于独创性的领域”。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是将简牍本身当作研究的主体，而不仅是历史研究的辅助资料。研究重心发生转移，对资料本身进行客观细致的考察，探究材料之间的可能性关联成为关键。打个比方来说，这就像是拼图：孤立地看，单个拼图的信息着实有限，若将它摆放到适当的位置，不仅可以发现它的功能，还可以发现各拼图间的联系，由此窥见全貌。
    对于导入“古文书学”的研究方法，藤枝晃在《居延汉简研究·序》中曾以“剑法”为喻写道：挥着剑乱舞乱砍，即使真的能把敌人杀死，也很难称得上是正规的剑法，只有从基础开始按剑谱进行训练，才能掌握真正的剑法。
    作为居延汉简轮读会成员的鲁惟一、永田英正、大庭脩，修习“剑法”的结果，各有成就：鲁惟一以复原汉简简册为中心，撰写欧美学界汉简研究的开山之作；永田以簿籍简为研究对象，以不同的“书式”为基准，并参照出土地点等信息，展开“集成”式的研究，开创了汉简研究中的“永田方式”或“永田流”；大庭脩主要对汉代制诏和令进行研究，这也是本书中最为学界称道的篇章之一。
    元康五年诏书册的复原，是大庭脩法制史、简牍学研究的典范，也是古文书学孕育之花。出土时的残篇断简，并不意味着原先的形态即如此，是编绳朽断后顺序混乱的结果。简册复原，以笔迹相同、出土地相同、内容关联等为主要依据。1961年，依据上述原则，大庭脩发表了元康五年诏书册复原的成果，将散乱存在的8枚简牍恢复为一个整体。这是居延汉简中的第三份册书，也是被学界复原的第一份册书。这份被复原的册书，鲜活地揭示出行政命令是如何被提出的，经由什么样的程序颁行，又是如何依次被传达到基层社会，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简册复原虽具多方面的意义，笔者更钦佩大庭脩对汉代制诏的研究。
    大庭脩根据汉代制诏的内容，将其归纳为三种形式：一是皇帝根据自己的意志单方下达命令；二是官吏在委任权限内提出议案、并获得认可，然后作为皇帝命令公布；三是前两者形式的复合，亦即皇帝表达了政策指向，将具体立法委托给部分官吏。按，基于内容而分析形式，从古文书学的理论看，属于典型的“样式论”。经过此番分析，习以为常且乏味的公文书，被大庭脩发掘出前所未知的意义：汉代令的立法程序首次被厘清，时在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