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8月11日出版、由天津女星社主办的《女星》周刊第51期，发表了青年赵一曼撰写的《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一文，此文一发，立即赢得社会舆论对赵一曼的普遍关注与声援，《女星》周刊编辑部收到各地声援函30余件。青年赵一曼在《女星》和全社会的关心、支持、帮助与激励下，勇敢地冲出了封建家庭的樊篱，从乡间来到宜宾县城求学。后来，赵一曼在党的培养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中，成长为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民族英雄。本文追述青年赵一曼反抗封建、践行妇女解放的光辉历程，探寻英雄光辉的起点！
    一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笔名李一超，在东北抗联时化名“赵一曼”。
    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白花场伯阳嘴一个地主家庭里。父亲李鸿绪是有识之士，自学中医成名，常免费为乡邻治病。母亲蓝明福操持家务，生育6女2男。赵一曼排行第七，乳名端女儿。
    赵一曼童年时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大人辩理。8岁那年，父亲雇先生在家设私塾，赵一曼随族中子弟就读。第二年，川南宜宾遭兵灾，一家人逃往外公家寄住。1915年，举家返故里。母亲制备缠足布和尖尖鞋，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极力反抗，母亲呼来大嫂，婆媳协力终于把赵一曼的足缠上了。可是，她们刚转身，赵一曼便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父母斥骂、兄嫂责难，她硬顶硬抗，誓不缠足。父母兄嫂无可奈何，只得任之。
    1918年，赵一曼的父亲去世了，哥哥李席儒主持家政、把持家业，赵一曼失学了。渴求知识的她坚持自修，大姐夫郑佑之用函授和面授等方式悉心辅导。一次，郑佑之拿着一片海棠叶，指着叶缘凹陷处对赵一曼说：“它像中国地图，这些缺口就是被帝国主义吞噬的！”形象地向少年赵一曼施以反帝爱国启蒙教育。
    随着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诞生，郑佑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经恽代英介绍在川南泸州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帮助赵一曼学好文化知识、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郑佑之为赵一曼订购《向导》《中国青年》《妇女周报》《觉悟》《前锋》等书报。白天，赵一曼避开兄嫂来到屋后竹林里全神贯注地读；夜晚，在自己房内点上桐油灯，孜孜不倦地读。她觉得自己很充实，知道了许多新鲜的事儿，初步了解和认识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赵一曼阅读进步书刊的事，被李席儒发觉了。他暴跳如雷，趁赵一曼外出之机，蛮横地闯进小屋，翻箱倒柜，搜出所有书报刊，在院坝里一火焚之。赵一曼回来看见，不顾一切地扑向熊熊燃烧着的火堆，抢得点点未烬纸片。她在火堆旁与不近情理的哥哥大吵大闹，望着飞飞扬扬的纸灰伤心地哭诉……
    后来，赵一曼学会了对付兄嫂突然搜查的办法。她嘱大姐夫郑佑之把书刊寄到已出嫁的二姐李坤杰的家里，隔三差五她就去二姐家，在那里阅读新书，与二姐交流心得体会。读不完的书带回家来秘密地阅读，把读过的书装进坛子里，放在自己的床下。
    郑佑之还把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11月25日郑佑之给赵一曼的信中说：“今带来《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份……若是看不懂，歇几天又看，将来终究会懂的。”）、《女子参政之研究》等理论书籍寄给赵一曼学习。鉴于李席儒的封建意识浓重，肆意干涉赵一曼接触新思想、新观念，郑佑之只得采用书信的方式来指导赵一曼，谈体会、认识、理想、人生……
    在郑佑之的引导和革命思想的启迪下，赵一曼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1923年，郑佑之与在川北南充中学任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何必辉用通信的方式，介绍赵一曼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自此，赵一曼结束多年的苦闷与彷徨，扬起理想的风帆，立志做中国“女界革命的先锋”。
    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志向，赵一曼郑重地向哥哥提出到县城宜宾读书的合理要求，遭到哥哥、嫂嫂的反对与训斥：“女校的风气不好，女生私自怀胎，跟人逃走，师生苟合……”气红了脸的赵一曼反驳道：“亏你们说得出这样下流无耻的话！即使有这样的事，你们男人就没有一点责任？全是女人的错？”一贯以“家长”自居、作风专横的李席儒被妹妹这样斥问，感到自己的“尊严”扫地，瞪着眼睛许久才甩出一句：“你有钱，你去读，我没有钱供你读书！”这句话激起赵一曼郁积心中多年的怒火，她指着李席儒愤怒地说：“你有钱去嫖女人，有钱去赌博，就没有钱供我读书？家业是父母创下的，我是父母养育的子女之一，你有一份，我也有一份。把应该属于我的那一份给我，我变成钱来读书！”赵一曼理直气壮地与哥哥争辩，噎得李席儒喘不过气来。嫂子周氏护着丈夫，帮腔责骂赵一曼：“贱婢子，不讨富贵、不受尊敬，女儿家家的争家业……”
    赵一曼气得口吐鲜血，卧床数日。
    得知赵一曼的情况后，郑佑之写信安慰、劝导。信中说：“糊涂的家长，有什么可以压迫你？……然而万恶的社会制度，终于逼得你吐血了。”“孤立无援的你，时时又要受兄嫂的压迫，家族的压抑。母亲呢，太软弱了，不能与你作主。姊妹呢，各有各的事，并且受社会之约束不能尽力帮助你。我劝你一是要争取缓和与兄嫂间的紧张关系，争取让他们同意你出门读书。若此办法行不通，你也不必顾忌了，可以登报与家庭脱离关系，自己独立出门求学，这方面我可以帮助你。”赵一曼读了郑佑之的信，心情开朗了，舒畅了！为了争取进城读书的机会，她接受郑佑之的劝解，主动缓和与兄嫂的对抗情绪。帮嫂嫂带孩子，替哥哥新设的油坊记账……
    兄妹间紧张的关系出现良好的转机，赵一曼再次提出进城读书之事。李席儒摇头摆手叫苦不迭地说：“我手头银钱紧呀！”赵一曼耐住性子说：“你手头有些紧，几个姐姐愿意出钱供我读书。你是大哥，又继承了父业，你就照姐姐们出钱的份额出一份，总可以吧？”李席儒回答：“这事，我作不了主，请族中人公议，他们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第二天，赵一曼分别走访同院居住的两位叔叔，向他们恳求道：“请您以长者的身份，劝劝我哥哥，让我出门读书吧！”两个叔叔当面满口答应：“可以，应该！”过了几天，一位好心的婶婶对赵一曼说：“你的两个叔叔都不让你出门读书。还对你大哥说：‘女子出门读书是辱没祖宗，应严加管教！’”
    赵一曼终于认清了李席儒一伙封建礼教卫道士的真面目，发誓要对封建专制家庭及维系这种专制的哥哥实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控诉，把他们顽固维护封建礼教的丑恶言行公诸于世，让他们去接受社会的鞭挞和审判。她思想的闸门打开了，一篇自述文稿—《请看我的家庭》一挥而就。字里行间充满恨和泪、向往与期求。
    赵一曼开门见山地写道：“全世界的姊妹们，请看我的家庭，是何等的守旧！是何等的黑暗！我自生长在这黑暗家庭中，十数载以来，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把我关在那铁篱城中，受那黑暗之苦……我到这个时期，已经觉悟了。觉得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女子受了几千年不平等、不人道的待遇，那些没有良心的家长，还拿什么八出（七出之中加一条“不顺兄出”）、四从（“在家从父”下加一条“父死从兄”）的话来压迫我们。可怜我们许多女子还深深被压迫在旧社会制度之下，受那黑暗的痛苦啊！我感觉到这个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同胞的姊妹们呀，请帮我设法，看我要如何才能脱离这地狱似的家庭，才能达得到完全独立？……他—家族哥哥—却又要用一种卑劣的手段，逼我出阁了。务望亲爱的同志，替我作主呀！”
    郑佑之读罢赵一曼这篇自述文字，激动不已，稍加修改润色，即将文稿寄给天津《女星》周刊编辑部李峙山女士。
    二
    天津女星社是以邓颖超为首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联合其他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继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后于1923年4月创办的，主要从事妇女运动的进步团体。它的宗旨是“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它在天津早期妇女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中，有过出色的贡献。
    由女星社主要成员邓颖超、李峙山等创办的《女星》，在进步教育家马千里支持下，作为《新民意报》的副刊之一刊印发行。《女星》主编是李峙山，邓颖超负责审读稿件。旬刊时的《女星》每期发行近800份，另加印1000份分寄全国各地报刊社、进步团体和朋友。从第4期起《女星》于重庆等外埠设代派处17个。
    1923年秋，刘清扬从法国回到天津，同邓颖超、李峙山、谌小岑等研究，在《女星》之外于1924年1月1日创办讨论妇女问题的报纸—《妇女日报》。改为周刊的《女星》附于《妇女日报》发行。4月15日，刘清扬奉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之命南下，《妇女日报》总经理之职由邓颖超代理。
    女星社以《女星》和《妇女日报》为阵地，发表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探索妇女解放根本道路的文章，与残害、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和社会恶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在维护妇女切身利益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它对当时全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教育、团结大批青年妇女、知识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的伟大斗争之中。
    1924年8月底，《女星》和《妇女日报》的销售量已超过3000份。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女星》和《妇女日报》发表大量声讨封建军阀的文章，向全国呼吁成立反对曹锟、吴佩孚等封建军阀的妇女组织，因而引起反动派的仇视，遭到种种限制和迫害。1924年10月初，《妇女日报》停刊，出版至第57期的《女星》周刊也随之夭折。
    1924年7月3日晚，《女星》编辑部的李峙山审读了赵一曼（即李一超）的自述稿《请看我的家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文稿作者对封建家庭的血泪控诉，对封建礼教的无情鞭笞，对求解放、争自由的热切期望，对社会、对正义的真诚渴求，深深地激发了编者的同情心、责任感。她决定将文稿稍加处理后发表，呼吁社会关注深受封建家庭压迫而强烈要求解放的妇女。她将原稿标题改为《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刊登在1924年8月11日出版的《女星》第51期上。为安慰、疏导赵一曼，李峙山写信给赵一曼，谈了她个人对此类问题的意见及稿件刊载的情况。文章发表时，李峙山加写的署名按语说：“因投稿者声明要登在《女星》，而收到时又正值《女星》稿已发印，故迟至今日始与读者相见。我已将我个人意见写信告诉伊了。读者如有好的办法，请即刻写信来，我当转达。”
    赵一曼的文章发表后不几天，《女星》编辑部和李峙山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30多封。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关心和支持，援助赵一曼冲破封建家庭牢笼，1924年8月25日出版的《女星》第53期特辟“援助李一超”专栏，从30多封来信中摘要发表了7封。编者李峙山仍加署名按语：“自本刊发表李一超女士自述文章后，接连收到同情心援助的函件三十余封。除声明不愿发表的以外，均摘要录下。足见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同情与互助精神的。可是李一超在四川，需过些时候才能领到诸君的盛意。我在这里先代表伊致谢一声。”
    北京的张萍英女士在8月17日写给李峙山的信中说：“……我相信处在李一超女士同等地位的女子并不止伊一人，所以我们对于伊的问题应用广义的态度来研究。所谓广义的态度，就是要将我们的注意点放在大多数被锁在家庭里不能享受教育机会的女子身上，来谋求一个全盘的解决。自然，要总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下手的功夫在宣传大家庭的罪恶与容纳由牢狱中逃出的女子并给一个生活的道路……”
    署名“卢少元”的男青年在信中向李峙山述说：“读了李一超女士的自述，不禁引起我一阵悲痛。我有一个妹妹就是因为与祖父奋斗，要求入学读书不得而投水自杀的……今李一超女士既能自己勇敢地向社会宣布伊所受的痛苦，必是个能者。望大家设法救济，不要使一个有志的女青年，演于悲境才好！”
    正在北京投考学校、异常忙碌的王文彬，写给“峙山先生转敬佩的一超女士”的信中说：“我读了你那篇自述后，不觉怒发冲冠，血气沸腾，想给你做个奋斗先锋者。虽然我们青年前途远而且大，但是站在这黑沉沉的地狱似的家庭里，不奋斗，焉有光明；不破坏，焉能建设？一超，我祝你做一个毅力坚决的奋斗青年女子！”
    许多同情者、支持者还为赵一曼挣脱封建家庭囚笼、外出读书出谋划策。署名“续先”，自谦“我是个幼稚的小孩子”的朋友说：“我将《李一超女士求援》全篇读完后，可以知道伊的惟一志愿，就是希望做一个完全的女子，而能脱离苦海立身社会。”她建议赵一曼“立刻就和哥哥李席儒立字脱离关系。如果失败，只可用消极办法—私自逃出到上海或天津来，我想女界团体怎样也不能坐视的，总有一番切实的援助”。一个署名“索陶”的朋友说：“我想这件事，除设法脱离家庭外，别无办法……观伊的文字，尚属清顺可读。脱离了家庭，能读书更好，不能亦可在商店或学校担任维持生活的工作。”南京署名“世桂”的朋友请李峙山转告赵一曼：“……伊第一步要先在各报上声明与伊哥嫂脱离关系……女星学校成立了……请你聘伊来学校或报馆里或者在女星社里当职员……伊的求学，据我看来只宜自学。伊自学的书籍，一由伊个人向伊朋友借伊所要读的书；二由你尽些义务，代办搜求……我为我的良心驱使及想实现我的主张起见，也不能不稍尽点义务：1.于每年中愿寄到女星社十元左右的经费；2.我有朋友送我一部商务印书馆函授英文讲义，我愿借给李君；3.李君如有数学及物理学的问题，下问及我时我愿尽力答复。”
    赵一曼捧着李峙山寄来的《女星》周刊，读了自己的文章和各地青年朋友的充满热情的声援信，百感交集，心潮澎湃，喜泪涌流。她感到李峙山说得多么好啊：“足见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同情心与互助精神的！”天南海北的朋友伸出援助的手，不仅在道义上予以支持，精神上予以鼓励，思路上予以拓展，而且还乐意捐款、借书、辅导……她感到虽身处川南偏僻乡间，但不孤立，她感到鼓舞、振奋……
    三
    赵一曼的自述文章在天津《女星》和上海由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1924年8月6日发表后，首先是激起她兄嫂的恐慌和愤怒，其次受到当地封建恶势力围攻和打击。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增添了智慧和勇气的赵一曼不怯懦、不妥协，坚定勇敢地向前走下去。为使赵一曼继续向兄嫂争取外出读书和经济支配权利，做好冲出牢笼的准备，郑佑之写信开导赵一曼：“你们姑嫂不和，是你读不成书的大原因……只要你拿定主意，正正大大的做事，明理的人自然会赞成你、帮助你的……你尽可以放心看书，多得些见识……反抗的事不宜过度了，因为你的势力不足，你现在还是联络你婶娘、姐妹、弟侄，使他们随时帮你说话。此外，对于一般穷人和穷人的儿女，你也要尽力去帮助他们……”这样，在郑偌之启迪下，赵一曼走出家门到农家串门，帮妇女们择菜、带孩子、做饭，和她们谈家常……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妇女们遭受的苦痛。
    1925年初，赵一曼读了郑佑之寄来的有关召开国民会议的材料，感慨万千，写下《青年女子与国民会议》稿寄往上海，4月19日的《妇女周报》予以发表。文中指出：“……社交公开、男女平等的呼声，早已灌注于一般人的耳鼓，但至今犹未见诸实行，并且还有大多数的女子，尤其是青年女子，深受无穷的悲哀，无穷的痛苦！”接着，她提出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旧礼教、男女平等共同参政议政等13条提高妇女经济、政治地位的合理要求。文章的末尾，赵一曼号召“全国感受压迫的妇女们，我这几种要求过分了么？办不到么？如其不然，就请大家努力，准备实行解放。解放的第一步便是：大家团结起来，促成我们的国民会议！”
    为了进一步探索解放妇女和解放自己的道路，赵一曼在大姐夫郑佑之的具体指导下，和二姐李坤杰一起联络、集聚了白花场附近的30多名妇女，于1925年4月成立了“宜宾县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和简章，选举李坤杰为会长，赵一曼为文书，负责领导整个工作计划的实施、联络及日常会务工作。“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刚半年，会员就发展到180多人，白花场附近乡村纷纷要求成立分会。在10月召开的会员大会上，赵一曼在演讲中进一步阐释了“妇女解放同盟会”的宗旨，号召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妇女们团结起来打倒“三从四德”，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收养童养媳和一夫多妻制。
    一时间，宜宾县白花场一带，“妇女解放同盟会”领导的乡村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会员陈启明受到后娘的虐待，被逼得几乎自缢身亡。赵一曼等闻听即以“妇女解放同盟会”名义援救，教育陈父不能偏袒后妻而虐待前妻之女。陈父表示悔改，乐意让女儿读书。后来，陈启明投身于革命。会员肖桂芳5岁时受父母之命与人订立婚约，因男方不成器，“妇女解放同盟会”帮助她解除了婚约……哪里有压迫妇女的行为，哪里就有“妇女解放同盟会”为其评理。妇女们遇上封建礼教压迫之事，也主动请“妇女解放同盟会”主持公道。白花场妇女们觉悟了，反抗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的勇气与日俱增。
    赵一曼等领导的“妇女解放同盟会”的出现，严重地撞击着当地的封建恶势力，引起他们不安与仇恨。以当地恶霸胡丹楹为首的恶势力串通一气，趁会员举行大会之际，指使流氓在会场门口摆上大粪，试图污秽会员；唆使打手闯入会场，毒打会员；对会员评头论足，恐吓辱骂……对此，赵一曼等非常气愤，她团结会员奋力反抗，决不让步。她以“妇女解放同盟会”的名义起草文告，发往宜宾、成都、重庆等地进步团体和报刊社。不日，声援“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的函、电从省内外传来。“妇女解放同盟会”和赵一曼等得到社会各界声援、支持和鼓励；胡丹楹等封建势力代表人物遭到遣责和抨击。
    赵一曼参与和领导的“妇女解放同盟会”活动，引起李氏家族震惊。族中有人骂赵一曼“败坏门风”，责令李席儒“严加管教”。李席儒夫妇趁机报复赵一曼，他们四处托媒婆为赵一曼提亲。一天，赵一曼采来一束藿麻，守候着大门，见登门提亲的媒婆便举起藿麻说：“哪个要你来管我的事？你敢进门，我就用这收拾你！”那媒婆望着藿麻告饶：“我走，再不来了！”自此，受李席儒之托的媒婆，不敢登门提亲了。
    1926年春节后，受过天津女星社帮助、教育和启发的赵一曼，在大姐夫郑佑之、二姐李坤杰的帮助下，终于冲出了封建家庭樊篱，从白花场伯阳嘴来到宜宾县城，顺利地考进宜宾女中，圆了她外出读书求学的梦。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赵一曼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英勇抗日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