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环境史研究中的理想化与文化偏见
    除宏观理论难以同具体史实相结合的困难外，由于古代环境史研究可资利用的优质史料极为匮乏，并且针对古代世界的环境史探索很难具备传统文献研究的考据性与当代生态环境研究的实验性，个别一度产生过轰动效应的相关成果事实上缺乏严肃的学术性，甚至可能产生混淆视听的消极效果。
    例如，在古代地中海史研究中存在着借用环境史视角对伊斯兰文明进行理想化或肆意贬低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英国学者霍登和普赛尔指出，部分中世纪经济史学者关于伊斯兰教的向西扩张为地中海世界带来一场“农业革命”的观点在实质上是对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史料进行粗暴嫁接，从而人为构建伊斯兰农业文明理想化形象的做法。而年鉴学派史学家隆巴尔提出的荒谬观点——畜牧业过度经营和城市建设大兴土木所导致的木材资源短缺注定了伊斯兰世界将在近代早期同森林资源丰富的基督教世界竞争过程中遭到惨败——实质上是在貌似新颖的环境史视角下重构西方中心论的新瓶装旧酒把戏。可见，环境史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引入给世界古代史研究带来的并非只有新鲜活跃的“新史学”风气。由于古代环境史资料存在良莠不齐、量化程度较低、主观解释空间较大等问题，这项研究也为伪造史料和非学术观点的乱入以及个别持种族偏见的学者假借环境史研究之名重塑文化霸权话语体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为世界古代环境史研究提供启示
    尽管环境史研究是一门脱胎于欧美现当代史领域的、运用西方概念与科学原理建构起来的史学分支，但就古代环境史研究而言，中国史学研究者有理由掌握属于自己的独立话语权。与西方史学传统相比，中国古代文献中保存了自先秦至明清的一整套内容丰富、延续性较好的历史地理著作，其中不乏《尚书·禹贡》《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等在东亚乃至世界历史地理学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作品。而中国古典文史作品中的农书、医书、五行志、地方志、儒释道著作与诗词散文作品中也散布着大量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和古人对环境认识的信息。运用这些史料去解释世界古代环境史领域的共性问题、完善世界古代环境史学科的研究体系，或许正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者们业已开始尝试，并且终将承担起来的一项使命。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学传统可以为世界古代环境史研究提供两点重要启示。
    首先，当代学者在面对古代社会各类有争议的“环境问题”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部分学者笼统认定“古代世界无环境史问题”的偏颇态度是不可取的。例如，在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问题上，有相当的史学、政论、方志与诗词歌赋材料表明，西安、开封等古代都城的盛衰是与人口容量及其周边自然条件的好坏息息相关的，而且中国古代的君主、士大夫乃至市井文人往往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尽管在农耕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远弱于工业革命以后，但片面认定古代社会不存在环境问题，以及古人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不会对政治、经济生活造成剧烈影响的看法显然在中国古代史中存在着大量反例。因此，我们在判断世界古代史上的环境问题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研究在分析人与环境关系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表明，尽管现当代西方环境史研究起初是以“环境问题”为导向的，但对古代世界自然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并不一定要以人类如何破坏环境和自然如何惩罚人类的过度攫取为唯一主题。在古代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总体上相对缓和，但人对自然的依赖与利用和人对自然的认知与信仰有时不亚于甚至高于工业化社会。郦道元与顾祖禹等学者利用山川河流统领组织史料的做法正是前工业时代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映。可见，跳出“环境破坏与治理”的狭窄研究范式，转而关注古人与自然环境更为广泛、深刻的互动关系，或许正是世界古代史领域范围内研究生态环境史课题在未来的探索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