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蒋介石早年崛起过程中，苏联顾问特别是鲍罗廷的支持可谓功不可没。中山舰事件后，蒋认为鲍表面上对他是妥协与支持，实际上却处处对其掣肘，从而感到困难重重，内心极度抑郁愤懑。蒋鲍双方终因“迁都之争”而矛盾升级并公开化。蒋因受到鲍的羞辱而决意“驱鲍”。作者在文中从蒋的心理困境与情感变化的角度分析蒋鲍的互动。本文出自《民国研究》第32辑。赵晓红，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 “性格决定命运说”虽有夸大之嫌，但在进行史学研究时亦不能忽视人物性格的重要性。蒋、鲍均属于个性特征非常鲜明的政治人物，双方的个性和情感变化及行为选择无疑会对历史走向产生影响。本文试图分析在蒋介石早年政治崛起过程中，鲍罗廷对其荣辱之影响，探析蒋因鲍的压制而引发的内心多重困境，并从蒋的个性和民族思想性方面，分析其由驱鲍走向与苏联、中共全面决裂的因由，理解蒋的思维模式和行事风格。 一、蒋介石的崛起与困境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后，相当长时间内并未在国民党内获得重要职位。蒋作为强有力人物出现，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支持分不开。孙中山去世后，鲍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鲍和中共领导人主张在军事上侧重扶植黄埔军校，采取“黄埔中心主义”，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地位使黄埔能够迅速发展”。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杀案发生后，在鲍推动下形成了“汪蒋合作”格局。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中，蒋首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一般代表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支持、扶助和信任蒋介石的鲍罗廷突然辞职回国。在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的接触过程中，蒋常因季的疑忌侮慢、专横等彻夜难眠，忧患抑郁不已。蒋由于误断汪精卫、季山嘉与中共联手倒蒋，发动中山舰事件。苏联军事顾问团却妥协退让，协助蒋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满足蒋介石追求个人尊荣的欲望。但双方的裂痕并未得以弥补，反而日益加深。 蒋介石早在1923年访苏后，便对苏联颇有戒心，即使在蒋思想激进的早期，也并未完全放弃对共产党或俄人的戒备心理。在和季山嘉的相处中，蒋除了感觉自尊深受伤害外，也意识到不能让大权旁落到苏联顾问手中。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意见书，对苏联顾问权限做出明确规定：“不宜把持要职，与希图集中权力于顾问之举”；要求顾问“辞去行政官职权”，仅“以顾问之资格，辅助中国革命之成功”。 中山舰事件之后，原来极受蒋介石尊崇的鲍罗廷已不再是什么“导师”，而只是“顾问”了。鲍公馆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鲍为个性极强之人，权力重心的转移难免使其内心感到失落不快。鲍努力想使格局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清楚地知道，此时离开苏联的支持，不管是政治还是军事上都很难成事。为了尽快善后，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与北伐的提案。党务案提出后，“各委员相顾惊惶”，蒋也觉得“余言过甚，终日心殊不安，恍惚非常”。根据鲍的观察，蒋提出“调整同共产党人关系”的决议案，虽缩小了共产党人在党内的权力，但其欲使军队保持平静的目的却适得其反。中派和右派继续要求蒋对共产党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措施，左派和共产党则更怀疑蒋右倾。故而，鲍对此采取默认态度。 为了转移矛盾和视线，蒋介石决定加快北伐的准备进程，以此摆脱困厄之局。在北伐问题上，国民革命阵营内部意见不尽一致，莫斯科也反对北伐。鲍罗廷不愿在北伐问题上激化与蒋的矛盾，故未坚决贯彻莫斯科的指示，而是采取表面上支持蒋北伐的方针政策。因为，当鲍1926年4月底回到广州时就发现，北伐已经准备就绪，如果反对北伐，则意味着所有苏联人都站在汪精卫一边，与蒋为敌。且蒋在宣传中已将北伐解释为国民与军阀、革命与反革命、三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争。鲍意识到反对北伐势必被视为等同反蒋和反革命。另外，鲍断定蒋的北伐不会成功，因此决定在无实力的情况下，不同蒋及其政治方针做斗争，而是采取迂回的方式反蒋，即等蒋在北伐上遭遇注定的失败，自然就起到了遏制和反蒋的作用。 从表面上看，在整理党务案和北伐这两大重要问题上，鲍罗廷对蒋介石均进行妥协，希望以此来弥补国共之间濒临破裂的关系，试图把蒋留在自己阵营内，利用蒋来反制右派。但实际上，中山舰事件后，鲍一直暗中对蒋处处掣肘，试图反蒋甚至倒蒋。 在政治上，国民党左派虽然没有公开反蒋，但迎汪复职的空气非常浓厚。蒋得知后方有迎汪之谋后，认为是“倒蒋之本”，出于各方面的压力，蒋不得不做出违心之举，提议请汪速回。在军事上，蒋介石亦感到处处受掣肘。例如，正当江西前线需用军械之际，武汉联席会议却命广州兵工厂拆迁武汉，蒋认为此举欲断绝其军械供应之意极为明显。另外，鲍还利用唐生智来牵制蒋介石，蒋唐矛盾难以化解，蒋只好决定“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在财政方面，以鲍为首的苏联顾问，掌握着国民革命军的军械供应和钱袋子，成为蒋的致命威胁。蒋常感叹“办事困苦莫甚于经济相逼也”。除了军费缺乏，鲍罗廷、徐谦等还攻击蒋介石军饷不清楚，气得蒋特意在南昌发表演说为自己辩护，并直言预备着做史可法、文天祥、岳飞，随时牺牲报国。 中山舰事件后，蒋认为鲍表面上对其继续扶持，暗中却反蒋、倒蒋。蒋在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无不感受到难以言喻的无形压力与痛苦，蒋鲍之间矛盾隐患越来越深，处于一触即发之态势。双方最终围绕迁都武汉还是南昌问题，矛盾呈现公开化。 二、蒋介石受辱与驱鲍决心 在迁都武汉还是南昌的争议中，蒋介石为了探听武汉的虚实，于1927年1月11日由南昌经九江赴汉口。蒋到武汉后，国民政府为蒋召开了异常隆重的欢迎大会，表面上可谓给足了蒋面子，实则企图运用民众的力量迫使蒋“公开承认”国民政府须迁来武汉。在12日的欢迎晚宴上，蒋介石与鲍罗廷起了争执。鲍对蒋说：“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件故事吧！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着各大臣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各大臣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对于鲍的质疑抨击和极尽挖苦，蒋有着强烈的反应，“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辱，无逾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中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 1月19日，蒋介石回到江西九江，见到程潜时，直言“与鲍罗廷不能相容，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复为余辱国？革命至此，总受帝国主义与外人压迫，何如及时辞我以谢国民，与已死同志之灵，否则殆有自杀而已”。同日，蒋又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职务。27日，蒋与顾孟馀、何香凝、邓演达和戴季陶谈话，说：“必欲去鲍尔廷顾问，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但蒋的提议并未得到回应，因为“彼等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晚上蒋与谭延闿、戴季陶谈至午夜，最后，蒋愿意妥协“移中央于武汉”，但前提是“去鲍尔廷”。1月29日上午，蒋就驱鲍问题再次与戴季陶、张静江和谭延闿商谈，结果“季怯而静硬组默”，蒋气得在日记中大骂其“皆有病也”。由于得不到众人的理解，蒋感到异常苦闷和气愤，坚持认为“鲍尔廷之横暴，如不速去，则不能革命。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缩，可叹”。 1月31日，戴季陶又来劝蒋要忍耐，不要“去鲍”，并说“众意类此”。但蒋“力坚前议不为之动，并请其赴俄也”。同日，蒋“见英报挑拨余与苏联感情甚烈”，担心“中帝国主义者之计”，故本决心急欲“去鲍”，见报后决定“惟有忍耐不去，以待将来可也”。2月6日，当宋子文和谭延闿转告蒋说鲍罗廷愿意“随营而不闻中央事”时，蒋仍“决欲其回俄也，但不使其伤感情而已”。 短短几日内，蒋介石态度反反复复转变如此之快，是蒋对“内”“外”谨慎权衡的结果，因蒋将驱鲍看作革命阵营内部的问题，英帝国主义才是一致对外的大敌。且蒋驱鲍本意乃对事不对人，蒋不希望因驱鲍导致与苏联关系的破裂。但蒋鲍之间裂痕已难以弥补，蒋驱鲍的决心虽有暂时放弃，但已难以从根本上动摇，因为鲍的当面指责对蒋的冲击实在太大。鲍的公开羞辱被蒋视为生平所受第一次奇耻大辱，几欲自杀。事实上，蒋长久对此事难以释怀。甚至于30多年后的1958年，蒋介石因在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上致祝贺演讲词，被胡适当场“纠正”，而视此为奇耻大辱，由此竟又联想到在武汉被鲍罗廷羞辱的情形，“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在政坛上驰骋几十年的蒋介石，已经历各种惊涛骇浪，但让其感受到莫大耻辱的却唯此两件，可见鲍的讲话对于蒋内心的冲击和影响是何等巨大。 正当蒋初尝权势带来的尊荣滋味之时，却被鲍如此奚落，除了自尊心颇受伤害外，亦让站在权力巅峰的蒋难免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感，由此萌发驱逐这个压在自己头上太上皇的想法并不难理解。此时蒋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这种不稳固又恰恰是来自苏联的影响力所致，蒋一直以来对此便非常不安，而鲍的当众训斥就成了引爆蒋脆弱神经的重要导火索。 三、蒋介石驱鲍的无奈与全面决裂 面对各方要求迁都武汉的压力，蒋介石被迫进行妥协。蒋做出所谓妥协后，武汉方面却围绕“独裁”“提高党权”等问题，继续不断对蒋进行攻击。获悉武汉方面激昂的党权运动后，蒋异常恼怒。针对武汉方面的攻讦，南昌方面则纷传武汉联席会议组织之不合法，不过是共产党借之以作为反蒋反革命的手段。2月21日，蒋在南昌发表公开演讲，否认武汉联席会议的合法性，进行反共宣传。 “迁都之争”越演越烈之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并于2月22、23日与蒋介石面谈。蒋努力向其辩明“冲突的根子在武昌”，“对这一冲突的大部分责任要有鲍来负”，因鲍近来“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的政策”，“这会破坏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和一切东方弱小民族心目的威信”。蒋言明：“即使我现在反对鲍，也不等于我反对共产国际。”且政府随时可迁往武汉，但前提是“迁政府同鲍离开有关系；必须在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 2月24日，蒋介石派陈公博赴武汉探询各方意见，25日，接陈电后，不胜愤恨。蒋认为“武汉来电皆是诈术，全为鲍尔廷一人所主使”，“合中外cp之力以攻我，使我内部纠纷，不能统一。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2月26日，蒋决定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致电第三国际执行中央委员会，“请求撤回代表鲍罗廷”。这也是国民党首次对第三国际提出抗议性要求，但第三国际并无回电。中央政治会议遂再电促鲍罗廷自动离去，鲍亦置之不理。此时，蒋对第三国际仍抱有一丝希冀，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表示愿意会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但该电报不知何故并未及时到达。猜疑心极强的蒋介石自然怀疑第三国际对其的态度与诚意，蒋认为第三国际不给予答复，是因苏联眼中没有中国国民党，不配做其以平等对待之民族。 事实上，共产国际与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后以倒蒋为目的的运动方针并不一致，维经斯基代表团认为鲍的行动不仅违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而且严重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主张应该坚决地撤换他。但莫斯科拒绝了远东局关于解除鲍罗廷职务的声明。针对鲍的辞意，斯大林甚至对其做了安抚和高度评价。此后，共产国际针对蒋介石要求驱鲍和改变工作方针的最后通牒，给出的答复越来越激进，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排挤右派的方针”，“有步骤地自下而上地撤销他们担任的领导职务”，强调“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召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蒋介石务必参加，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甚至向鲍罗廷询问，是否需要考虑向蒋提出“警告性的咨询”，并有“在俄国报刊上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想法。 2月28日，蒋介石提出“与各同志决议迁武汉及驱鲍之案”，这是蒋在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驱鲍。一方面，蒋最初驱鲍带有较强的个人恩怨色彩，蒋将鲍个人行为与苏联和共产主义做了区分。蒋一直想让周围人和第三国际信服自己的说法，即他只是反对一部分共产党，反对俄人中“坏人”鲍罗廷，驱鲍正是要维护苏联和第三国际的信誉，不使联俄政策破裂。但蒋的主张既未得到众人赞同，也未得到第三国际许可，让鲍自动离去的做法亦被鲍无视，蒋感到无助和无奈。另一方面，随着形势的发展，蒋感受到的压力和威胁来源已不仅仅是鲍罗廷个人，而是“共产党合国际全力以倒余，帝国主义亦和国际全力以谋余”。对此困境，蒋认为皆是拜鲍和中共所赐，在日记中痛骂“奸党之计毒极矣，鲍氏之肉，不足食也”。 蒋介石感受到的更大打击则是3月10日至17日在武汉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此次会议上蒋原来的职位均被撤销或代替，只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而总司令的权限，复由全会通过的条例加以限制。此外，为了改变蒋利用黄埔军校培植个人势力的状况，会议还决议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此次会议无疑大大削弱了蒋的权力，张国焘认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武汉反蒋运动最精彩的一幕”。正是这种表面上的胜利把蒋进一步推往分裂之路。蒋因二届三中全会所产生的权力失落感和政治恐惧感，实在太大了。握有兵权的蒋介石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进行反击，并嘲讽对手“亡党亡国，在所不恤，而以必倒中正个人以为快，多见其不自量也”。 除了武汉方面的压迫，地方军阀、资本家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诱惑也是使蒋最终走向和苏联、中共分裂的重要原因。首先，到2月底，蒋介石已同沿海地区的银行资本家以及他们投靠的各列强达成了或近于达成了一项秘密的反共交易。江浙财团答应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条件是蒋反苏反共。其次，北方奉系军阀在日本唆使下也表示，只要蒋介石反共，南北和谈并非不可能之事。张作霖坚持先将俄人罢免，然后方可讨论和平。军阀孙传芳利用社会反对共产之心理，专攻击蒋介石“亲俄赤化”一点，对蒋个人亦谓只需要脱离苏联操纵，便可罢战言和。张、孙攻击蒋联俄、赤化，主要出于政治与宣传目的，但对蒋无疑有橄榄枝和刺激作用。最后，英、美、日等列强开始认识到蒋和苏联、中共之间的不同与裂痕，将其视为“稳健派”，力图把蒋从国共统一战线中分离出去，与蒋接触频繁。到了3月，蒋反复要求尊重外国财产，并停止了一切反帝宣传。 “迁都之争”后，蒋介石感受到武汉方面的攻击与压迫日甚一日，而且蒋驱鲍的努力未能得到共产国际支持，并有被共产国际抛弃之疑。因此，蒋认为驱鲍已不能解决和苏联及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另外，蒋担心如若继续联俄联共，则会导致帝国主义、军阀等势力对其的攻击，最终导致其孤家寡人的命运。所以，蒋在探得江浙财团、青帮以及各列强意向之后，已不再单单驱逐俄人中的“坏人”鲍罗廷，而是转向与苏联、中共全面决裂，企图以此来摆脱困境。 余论 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下，蒋介石与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之间短暂的蜜月合作因中山舰事件而变得错综复杂。此后，鲍表面上支持蒋，暗中却进行各种反蒋甚至倒蒋运动，双方终因“迁都之争”而矛盾公开化。鲍的当面羞辱则成了蒋驱鲍的导火索，但蒋驱鲍的心路历程却也是困境重重。首先，中山舰事件后，蒋权力日隆，而以鲍为中心的国民政府左派和与中共却不断试图稀释甚至解除蒋的权力。蒋对此十分恐慌，认为主要是鲍从中作祟，因此唯有驱鲍。其次，孙中山去世后，对于联俄联共政策态度本就不一的国民党走向公开分裂，再加上苏联有意加剧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国民党党务问题愈渐复杂。蒋介石的个人权位及其政治抱负在相当程度上与国民党的组织生命结合在一起。蒋护党心切，认为只有驱鲍才能避免党政被鲍等把持。最后，蒋将个人的受辱与民族荣辱相关联。蒋决心驱鲍，认为只有驱鲍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党权，只有驱除俄人中的“坏人”才能贯彻共产国际的民族平等政策，获得民族自尊与独立。与此同时，蒋又不想因驱鲍造成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决裂。 蒋介石从最初单纯要求驱鲍，最终走向与苏联、中共的决裂，既有客观革命利益矛盾的必然性，亦有很多偶然因素和情感因素掺杂其中。正如陈公博回忆说，双方的分裂“与其说是具有理由，还不如说是激于意气”。鲍罗廷和蒋介石均属于个性较强的人，二人关系日趋紧张的关键时刻，鲍却使蒋当众受平生奇耻大辱。对于苏联顾问来说，他们对蒋的个性并非毫无了解。在他们提交给莫斯科的各种报告中，除了认为“此人极端变化无常，十分孤僻”，“城府很深”“不露心迹”“天性多疑”以外，几乎众口一词地肯定蒋“虚荣心很强（强到病态的程度）”，“虚荣心强的吓人”或“虚荣心特别重”。换言之，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有着极强的个性和自尊心，必不容他人稍加轻视与傲慢。既然如此，鲍罗廷为何会继季山嘉之后重蹈覆辙，去触碰蒋的雷区呢？一方面，鲍意在利用国民党领导层多数坚持联俄，不愿国民党再生分裂的心理，促使南昌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离开蒋，使蒋陷于孤立而被迫屈服。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是鲍逞一时之快，一纾半年多来之苦闷，却忽视了形势比人强。鲍事后感到后怕，他承认“我恐怕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之所以站起来反对蒋介石，是出于舆论的压力，但我不知道做的对不对”。而蒋作为军人，具有的领袖魅力是军人式的，注重威严，有一种霸气，对人要求效忠与绝对服从。身为党政军领袖，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对他的骄横跋扈。蒋羞辱到几欲自杀，决心驱鲍，这是蒋对自己权位受到鲍威胁之后的直接反应，也是蒋意外成功赶走季山嘉后迭生铤而走险念想的续曲。 要理解蒋介石从驱鲍走向与苏联、中共分裂，还必须理解蒋的个人及民族自卑感带来的过分敏感和自尊，并由此在蒋心中所产生的英雄主义及革命情结，这样才能理解蒋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蒋成长于甲午之战后中华民族跌入谷底时期，这一时期国人普遍既有民族自卑感，又有振兴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蒋在其日记及思想言论中经常显现英雄主义及革命情结，大有救中国舍我其谁之抱负。因此，当蒋感受到自身及所信仰的革命遭受苏联的压迫时，民族自卑感所发酵的过分敏感和自尊自强就开始彰显，与不能平等待我之苏联决裂乃迟早之事。另外，蒋自幼丧父，孤儿寡母受人欺负的经历使其形成了自卑倔强、敏感多疑的性格。在个人和民族自卑感交织所引发的过分自尊与倔强情感支配下，蒋不仅将鲍的抨击视为个人的耻辱，而且将它和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相联系，将其升格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屈辱。当蒋驱鲍之意得不到苏联支持时，便不惜与之决裂。 (责任编辑：admin) |